那年我四十二岁，六十五公斤。现在五十岁，八十公斤。八年里长出来的这十五公斤，比任何日记都诚实。
那年我在呼市。城市西北角有座大学城，从那里进城，挺长一段路。那天下午，我在内蒙工大有一堂课，三点到五点，是协会请的我。开课前几分钟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他问，下午能不能见一面。
后来的两个小时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教室里一句一句地响着，都正确，也都很空。台下的脸似乎在流动，我一张也没记住。下课铃一响，我没留答疑，收了东西就走，车也开得很快。
从讲台到饭桌，中间只隔了一次换挡。我做的和他后来做的，是同一件事，只是方向相反，但当时我没看出来。
那家西餐店在城市的另一头。桌布是白的，滚一道金边，餐刀也是。一切都规矩得很，规矩得让人安心——不是现在那种处处藏着机心的氛围感。
我在路上一直在想他长什么样。
我们认识有些日子了，从个人感情聊到兴趣爱好，字斟句酌，谁也不肯轻佻。他始终不发照片，只说自己是瘦高个，戴眼镜。我据此把他想象成一个知识分子：清瘦，寡言，指腹上有墨水的气味。
他已经在等了。确实瘦，确实高，但和我想的不一样。
他身上有一种我熟悉又说不清的东西。说话前会停半拍，每个字落在它该落的位置上，不多不少，像一份挑不出毛病的公文。那是机关里泡久了的人才有的分寸。
他不怎么笑，偏偏这点吸引我。
他是包头当年的高考状元，人大法律系，如今在呼市一个区的检察院里做检察官。这些他都是随口说的，说得极轻，像在讲别人的事。
我点了一份三明治，他点了一份意面，饭都没怎么动。
动的是杯子，我那杯咖啡，他那杯果汁，一直在续。服务员来了几趟，我们谁也没抬头。三个钟头，或者更多——时间是从杯子里流走的，没人去堵它。
他说他在喜欢一个人，说的时候用的是“一个1”。
我说，两个1怎么相处。
他想了想，说：我们就并排躺着，互相搂着就行。这句话他说得很小声，不像前面那些字，更像文件中忽然多出来的一行手写。随后，我们都安静了一会儿，窗外有车开过去。
聊到后来，我说我家离这儿不远，一会儿要不要过去坐坐，说了三次。
他每次都不接。不摇头，也不点头，只是把话轻轻推到一边去，像推开一扇没打算进的门。推得极客气，客气到你不好意思再推第二次。
我也就不再提了。
然后他的电话响了。手机扣在桌上，屏幕朝下，响了很久——可能只有几声，但我觉得很久。他拿起来看了看屏幕，三秒钟。
然后他抬起手，对我比了一个嘘。
他没避开我，只是把身体转过去一点，脸朝向另一边，留一个侧脸给我，那张侧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另一只手捂住了话筒，就是人们在会议室里接电话时的那种捂法，捂得紧紧的，密不透风。
他怕的不是我听见，是那一边听见这一边。餐厅的刀叉声、服务员的脚步、我的呼吸，全被那只手挡在外面了。
他的声音立刻换了。低下去，硬起来，是另一个声音。
女儿问他什么时候回家。他说在外面吃饭，吃完就回。让女儿好好写作业，写好了让妈妈检查。不到一分钟。
那时六点多，天还亮着。他打电话时候看着窗外的玻璃——也许什么也没看，也许在看玻璃中那个正在说话的人。
我们聊到九点，天已经黑透。餐厅门口，各开各的车，他开一辆黑色的。
他对我没兴趣。这件事不用他说，我提第三回邀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，更知道不会有第二次——那天晚上的每一秒钟都是一次性的，用完了，就没了。
所以我也没有再费心去记什么。只记得路灯底下，他拉开车门，很瘦的背弯下去，钻进车，尾灯一闪，走了。
他现在该四十六七了，还在不在那个检察院，不知道。
我只记得他对我比了一个嘘，然后转过身，捂住话筒。
那三秒钟里，他挑出了一种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