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名考·第二篇
本文是“无名考”三部曲的第二篇。第一篇《今夕何夕：一场两千年的爱情，从未被命名》讲古代不需要名字；第三篇《中国已婚男同的身份困境：无法被命名的一群人》讲现代词失效。三篇合读，是一条从“无名”到“被命名”再到“命名失败”的完整线索。
题图：水墨·渔网落空（AI 插图）——每一个新词都像一张网从上方撒下来，试图把他们拢在一起。但网落下的时候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开篇：一句让人不舒服的话
1994 年，张北川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理论专著，书名《同性爱》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明确拒绝使用“同志”这个词。
张北川不是保守派。恰恰相反，他是中国大陆最早公开为同性恋辩护的学者之一，为此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职业代价。他拒绝“同志”的理由，说出来让人不舒服：“政治性太强……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一群人。”
这句话刺耳，因为它好像在说：这些人不配拥有一个团结的称谓。但张北川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他调查过的那些人——散落在各个城市、互不相识、没有任何共同组织的个体。他们不读同一份刊物，不参加同一个聚会，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“同志”这个词预设了团结，预设了共同目标，预设了“我们”。而他看到的，只是一群散沙。
张北川坚持用“同性爱”——1925 年 homosexuality 初译中文时用的词。他觉得这个词至少诚实地描述了一种情感，而不是虚构了一个阵营。
二十年前，林奕华在香港取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之意，把“同志”一词嫁接到了同性恋者身上。一个温暖的、有历史厚度的词。但张北川是对的：这个词描述的人，从来不是一个群体。
本文要做的事情，是把时间线往前拉三百年，追踪汉语为这些人造过的词——“相公”“兔子”“二椅子”“飘飘”“玻璃”“同志”——看它们一个一个出现，又一个一个失效。不是为了证明“命名在进步”，而是为了证明一件更冷的事：词一直在，人一直散着。每一个新词都让外人觉得“这是一类人”，但里面的人从来不觉得彼此是同类。
一、相公：一套交易的黑话（1779—1912）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魏长生凭《滚楼》一剧轰动北京。他是秦腔花旦，从四川金堂来，扮相美，身段好，踩高跷、梳水头的功夫独步京城。演出时“观者如堵”，原来占据北京戏曲市场的六大昆腔名班“几无人过问”。这是清代梨园史上最轰动的一次换季。（吴长元《燕兰小谱》，乾隆五十年成书。）
伴随魏长生的走红，一整套词汇进入了北京的日常用语。这些词描述的不是“同性恋”——这个词还要再等一百多年才从西方传来——而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角色：男旦，兼男色服务提供者。
“相公”，这个词的本义是尊称——宰相称相公，读书人也可以称相公。但在乾隆年间的北京，它被挪用为男旦 / 男妓的代称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词？有一种说法是“像姑”的谐音——像姑娘一样的人。潘光旦在翻译霭理士《性心理学》时采信此说。另一种可能是“相公”本身的语义降格——把一个尊敬的词贴在一个被狎玩的人身上，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暴力。你叫他“相公”，表面上客气，实际上是在说：你的身份低到可以被当作品评对象，连一个尊称都可以被你反着用。
“像姑”，比“相公”更直白。直接描述男旦在台上和台下的角色：像姑娘。这个词精妙地卡在一个夹层里——不是女人，但也不完全是男人；是艺人，但也是商品。它不回避也不掩饰，是一种冷酷的准确。
“堂名中人”，这是行业内部的自称。 男旦的寓所称“堂”或“堂名”，住在里面的人自称“堂名中人”。这是整组词里唯一一个从内部发出的声音。但它说的是行业身份——我是某某堂的人——而不是一种性取向或情感归属。“堂名中人”从来不会说“我是堂名中人，你也是”。它不制造同类意识，它只标记行会归属。
“老斗”，这是狎客（恩客）的代称。它和“相公”构成一组对子：一个指被买的，一个指买的。但请注意，两个词来自不同的世界——“相公”是品评者的词（品评者在说“那个相公不错”），“老斗”是行业的词（行内人说“老斗来了”）。它们不共享同一个话语体系。品评者和被品评者之间，隔着一条词汇的鸿沟。
“拔靴子”，为相公赎身的行为。字面意思是帮一个人脱掉靴子——让他不再登台。听起来像是一件义举，像一种感情。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价格。“拔靴子”需要付银两，数额由相公的主人定。感情和交易被缝进同一个词里，这个缝合本身就是一种命名策略：让你分不清这是爱还是买卖。
这套词汇有一个共同特征：全部出自第三方。 品评者叫他们“相公”或“像姑”，买方叫他们“相公”或自称“老斗”，行业叫他们“堂名中人”，围观的文人把他们写进花谱。被命名的人自己没有声音。1785 年吴长元写《燕兰小谱》，品题六十四位男旦，诗一百三十八首。每一个字都是品评者的凝视。没有一首诗是男旦自己写的，没有一句话是他们对自己的描述。（《燕兰小谱》现存最早版本为乾隆乙巳五十年冬刻本。）
1912 年 4 月 20 日，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出示严禁相公私寓，措辞是“以重人道”。何东平在《中国同性恋人权保障研究》中把这一天称为“整个中国古代同性恋史的结束标志”。京剧演员田际云奔走推动禁令，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人物。
禁令一出，整套词汇在一夜之间失效了。“相公”不再是一种合法的社会角色，“老斗”不再有对象可以狎，“拔靴子”不再有靴子可以拔。但被这些词标记的人没有消失。他们只是失去了名字。
这套词汇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。 外人听到“相公”这个词，会以为所有被叫做“相公”的人是一类人。但对“相公”自己来说，这个词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处境：有人是名角被捧上天，有人是底层被当作消耗品。同一个词掩盖了完全不同的命运。而所有这些人，没有一个人有机会说出“我们是什么”。
水墨·人去台空（AI 插图）——1912 年禁令之后，“拔靴子”不再有靴子可以拔。台上只剩一双被遗下的布靴。
二、兔子：一个字，三套互不相干的系统
“兔儿爷”在北京话里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是中秋节的泥塑玩具——兔首人身，身着官服，手持药杵，摆在供桌上祭月。另一层是男妓的隐语。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（光绪年间成书）记“兔儿爷摊子”条，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三十四回也有提及。两个含义在同一座城市共存了上百年，互不拆穿。
老北京的对应关系很清楚：鸡 = 妓女，兔 = 男妓。由此衍生出“兔崽子”“兔羔子”——詈词，骂人用的。一个人被邻居骂“兔子”，是因为举止、眼神、或者某种说不清的“不像个男人”的气质。这和相公堂子里的交易词汇是两个世界。胡同里被骂“兔子”的人可能从来没进过相公堂子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被邻居的詈词系统捕获了。
詈词的逻辑是粗暴归类。它不关心你到底是谁，它只关心你“不像什么”——不像个男人，那就归入“兔”。所有偏离男性规范的人，都被这一个字扫进去，不管他们之间有任何真实的差异。
但“兔”还有另一条线索，和北京毫无关系。
袁枚《子不语》（乾隆年间成书）卷十九“兔儿神”条记了一个福建故事：胡天保暗恋巡按御史，偷窥其如厕，被发现后打死。阴间判官怜其痴情，封为“兔儿神”，专管人间男悦男之事。福建民间立庙奉祀。这是一个信仰系统，和北京的詈词系统完全不同。
更有意思的是行业神的地域分化：河南汲县的男妓拜纣王，安徽颍上拜卫灵公，福建和江南拜兔儿神（胡天保）。三个地方，三种神，三套完全不同的崇拜对象。但他们都被外界用同一个“兔”字来指称。（刘达临、鲁龙光主编《中国同性恋研究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05。）
信仰的地理学泄露了一个秘密： 被同一个词叫的人，拜着不同的神。他们不认识彼此，不通信，不往来。北京的“兔子”不知道福建有人拜兔儿神，福建的信徒不知道河南有人拜纣王。词把他们归在了一起，但他们是完全散着的。
关于“兔子”的语义漂移，有一条推论链（中等信度，引用时须注明是语义史推论而非定论）：兔“望月而孕”的传说最早见于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；元代用来比喻不夫而孕的女子；明代妓女称“兔儿”；明末转指以男色事人的男子。这条链的每个环节之间，证据是断裂的。但它至少暗示了一件事：同一个“兔”字，在不同时代指向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另有一部叫《沧海拾遗》的书，残本卷二十九“兔儿爷”条讲了一个叫殷善的广陵美少年与驻防守军耿汉相好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在搜狗百科、360doc、贴吧之间互相转载，被当作“兔儿爷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但没有任何一部古籍数据库收录此书。晋江文学城论坛 2021 年已有读者评论：“这是现代人编的吗？这个文言也太不醇了吧。”本文不采信《沧海拾遗》为古代文献，只作民间传说处理。
“兔子”这个词跨越了三百年，覆盖了北京行话、福建信仰、市井詈词、中秋玩具四个完全不重叠的语义场。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——外人听到“兔子”，以为指的是同一类人。但胡同里被骂的人、福建庙里烧香的人、中秋节摆泥塑的人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同一个字，装着三个互不相识的世界。
水墨·兔儿神（AI 插图）——福建人给痴情者立了庙，北京人把同一个字用来骂街。同一个“兔”字，装着两个互不相识的世界。
三、沉默期：一个没有词的年代（1912—1980 年代）
1912 年相公禁令之后，“相公”那套词并没有演化成新的称呼——它直接蒸发了。此后七十多年，汉语中没有一个稳定的词能够持续地指代这些人。
这是三百年暗语史中最安静的阶段，也是最残酷的阶段。
“相公”虽然是一种侮辱性的命名，但它至少承认了一种社会角色的存在——你知道相公是什么，你知道相公住在哪里，你知道怎么找到一个相公。这个名字被拿走之后，被命名的人并没有得到自由，他们只是变得更不可见了。
民国时期填补空白的词是“流氓”和“变态”。这两个词根本不是描述人的，它们是描述罪行的。它们是警察的语言、医学的语言。《今夕何夕》一文已详细梳理了这条线索：1920 年代北京警方的治安报告中，“男风”“相公”被替换为“变态”“流氓”；上海小报充斥着猎奇新闻；民国知识分子把同性行为和“民族衰弱”挂钩。
1949 年之后，法律话语替代了医学话语。“流氓罪”——1979 年正式写入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条——成为一个口袋罪，“其他流氓活动”这个兜底条款可以把两个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装进去。法律不关心你“是”什么，只关心你“做”了什么。你不是一个身份，你是一个等待被定性的行为。
从 1912 年到 1997 年，八十五年。在这八十五年里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代你，同时不带有犯罪色彩。
水墨·沉默的胡同（AI 插图）——词消失了，人没有消失。但没有词的人，比有词的人更加孤独。
有一个词值得一提：二椅子。也叫“二刈子”“二尾子”。北方方言，北京、东北、山东都有使用。“刈”音 yì，意为割。来源一说与太监有关——“刈”即阉割；一说源于斗蟋蟀术语，“二尾儿”指雄蟋蟀，“三尾儿”指雌蟋蟀。原指生理性别模糊者，后泛化为詈词，指举止女性化的男性。
这个词没有明确的最早文献出处。 它属于口语层，活在骂人的嘴里和听者的耳朵里。
“二椅子”不是一种暗语——没有人用它来自称，没有人因为它找到自己的同类。它和“流氓”“变态”一样，是一种外部的归类。但它来自不同的方向：“流氓”“变态”来自制度——警察、医学、法律；“二椅子”来自街坊——邻居、同学、同事。两者同时存在，说明命名权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施加：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命名，和自下而上的日常嘲讽。
福建还有一个残存的词：南风。张心泰《粤游小识》记“闽广两越尤甚”，经何东平 2012 年论文转引。这是一个地域性的旧词，在相公体系崩塌之后仍然在某些角落流通，但它的影响力极其有限。一个福建渔村的“南风”，和一个北京胡同里的“二椅子”，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
沉默期的真相是： 词消失了，人没有消失。但没有词的人，比有词的人更加孤独。因为他们连“被同类找到”的可能性都没有了。
1997 年 3 月 14 日，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《刑法》，流氓罪正式废除，拆解为寻衅滋事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强制猥亵罪、聚众淫乱罪等独立罪名。“其他流氓活动”这个万能口袋被封上了。但那些曾在“流氓罪”下被定罪的同性恋者，并没有因此获得赦免——他们只是不再被这个特定的词所困。法律改了措辞，人还是那些人，散落在各个城市，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
四、飘飘与玻璃：各地自己造词，各地互相不知（1980—1990 年代）
到了八九十年代，地域性的黑话突然密集起来。但这些词不是同一种力量的产物——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土壤里长出来，互不知晓。台湾有“玻璃圈”，川渝有“飘飘”，北方仍然说“兔子”，广东说“基佬”。这不是一条河流从上游到下游的演进，而是一片散落的群岛，每座岛有自己的名字。
水墨·飘场（AI 插图）——秋风中的落叶，不同的方向，互不相识，互不停留。
飘飘（川渝）
在整段暗语史中，“飘飘”是最有分量的一个词。
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伟，重庆人，研究中国同性恋十五年，2006 年从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在成都做田野调查。他在 2007 年《社会》期刊发表的论文《城里的“飘飘”：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》和 2020 年一席演讲《摩登家庭》中，详细记录了这个词的生态。
川渝地区称男同性恋为“飘飘”，活动场所叫“飘场”。这个名字的来由很直观：当地居民觉得这些人“一辈子无法安定，像秋风中的落叶”，在不同的场所之间飘来飘去。
“飘飘”最初是一个他名——别人叫他们的。但在川渝，这个他名被当事人接受了。 他们管自己叫“飘飘”，管聚会场所叫“飘场”，由此衍生出一整个词系：“飘市”（交易场所）、“飘语”（圈内暗语）、“飘某人”（“飘”从不及物动词变成了及物动词——追求某人）。还有“绞人”——四川话里“纠缠”的意思，指临时的、不正式的关系，带负面含义。
这是一个完整的词系——名词、动词、场所、行为，一应俱全。在整部汉语同性暗语史上，这是第一次出现如此自洽的内部词汇系统。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局限：它只在川渝流通。 一个成都的“飘飘”不知道台湾人在说“玻璃”，一个重庆的“飘场”常客不认识北京的“兔子”。
魏伟在他 2012 年的专著《公开：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（上海三联书店）中记录了“飘飘”被接受的过程。他在一刻 talks 演讲中提到，李银河《他们的世界》里的“他们”二字仍然带有他者化的色彩，而他希望写一本“我们的世界”——以一个同性恋者的立场。这个转变本身就是个体层面的认同：一个被叫“飘飘”的人，第一次觉得这个词说的确实是自己。但这不等于“所有飘飘联合起来”——它始终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。
玻璃（台湾 → 大陆）
“玻璃”的故事和“飘飘”完全不同。
“玻璃圈”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成为台湾男同社群的代称（李银河搜狐文 2014 等多源一致）。这个词的来源和当事人的自我命名无关——一种说法是身体隐喻（指臀部或肛交），另一种是视觉隐喻：玻璃透明但易碎，需要夜色做保护色，比喻一个看得见却无法公开的身份。
广泛流传的另一种解释——“玻璃”是英文“Boys’ Love”缩写“BL”的音译——是 2000 年后贴吧和百度知道上的民间词源，不能采信为起源。但词源传说本身也是命名史的一部分：人们选择相信“玻璃”来自“BL”，说明这个词需要一种更体面的出身。
“玻璃”传入大陆约在 1990 年代。旁证之一是周星驰《武状元苏乞儿》（1992），片中以“玻璃”指男同性恋的桥段被大陆观众接收。大众娱乐的传播力远大于学术用语——一部电影让一个词跨越了海峡。
但传入大陆之后，“玻璃”并没有取代任何地方性的黑话。它和“飘飘”“兔子”“基佬”并存。各地的词互不了解，互不替换。“玻璃”只是又一层新的他名，从海峡对面传来，带着一点港台文化的时髦感，但本质上仍然是外部的命名。
“飘飘”和“玻璃”的区别，是暗语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。 “飘飘”被当事人接受，长出了一整套内部词系——这是个体层面的自我认同。“玻璃”从外部输入，停留在标签层面——这是媒体和旁观者的词。但在1990年代的大陆，这两种词从未汇合。川渝的“飘飘”不认识“玻璃”，用“玻璃”的人不知道“飘场”是什么。同一个年代，不同的词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人。
五、“同志”抵达，以及又一次分裂（1989）
1989 年，香港。林奕华筹办首届香港同志电影节（Hong Kong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）。他需要一个名字，一个能够替代“同性恋”这个临床用语的词。他选了“同志”，取自孙中山名言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。
这个选择有策略性的天才。“同志”本义是志同道合者，在中文世界有正面的政治含义——党内互称同志，革命者互称同志。把一个团结的、有历史厚度的词嫁接到同性恋者身上，等于给这个群体借了一件体面的外衣。
更早的先行者是林迈克。1984 至 1985 年间，他已经在《号外》和《电影双周刊》上用“同志”指代同性恋者——小圈子暗语先行，林奕华把它推到了公共领域。
“同志”传到大陆之后，遇到了张北川的拒绝。“政治性太强……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一群人。”张北川调查过的那些人，确实不是“同志”——他们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，没有组织，没有刊物，没有聚会。他们是散落在各处的个体，被一个外来的词突然宣布为同一阵营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北川拒绝时的措辞。他说“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一群人”——注意，他用的是“一群人”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些人连“一群”都算不上。“一群”暗示了某种聚集、某种共同性、某种最低限度的“我们”。张北川连这个都否认了。
二十年后回头看，张北川的判断是准确的。“同志”在港台成功落地——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，“同志”成为当地性少数群体最常用的自称。但在大陆，“同志”始终是一个外来词，被媒体和 NGO 使用，被学术研究引用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人并不用它来指代自己。他们在软件上叫“Gay”，在资料上填“1”，在川渝仍然说“飘飘”。
词在漂移，在分化，在各自为政。 没有一个词追上过它试图描述的人。
收束：暗语没有消亡，只是化石化了
三百年过去了。汉语给这些人造过的词，层层叠叠，像地质层一样堆积。
水墨·化石层（AI 插图）——词的尸体散落在语言的各个角落。每一个化石都保留着它被造出来时的形状，但已经没有活人住在里面了。
“相公”死了。它变成了麻将术语——大相公（多牌）、小相公（少牌），和性无关。“兔子”还活着，但活在骂人的嘴里——“兔崽子”已经成为一个泛化的侮辱，大多数人骂出这个词的时候，完全不记得它曾经指代过什么人。“二椅子”还偶尔出现在北方的方言里，使用者多半也不知道它的来历。“飘飘”仍然在川渝流通，但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说“Gay”。“玻璃”变成了网络缩写——“基佬”“BL”“玻璃”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快速流转，失去了它在台湾原始语境中的沉重感。“同志”还活着，但它的政治含义和日常含义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，大到一个人在正式场合说“同志”时，听者需要花一秒钟判断这到底是革命情谊还是性取向。
这就是暗语的结局：不是消亡，是化石化。 词的尸体散落在语言的各个角落，有的变成了骂人话，有的变成了术语，有的变成了网络梗。每一个化石都保留着它被造出来时的形状，但已经没有活人住在里面了。
有人可能会说：不对，“同志”活着，“Gay”活着。
是的，它们活着。但它们是个人的词，不是群体的词。一个人在软件上写“Gay”，那是他的自我描述；另一个人在资料里填“1”，那是她的角色标签；一个成都人管自己叫“飘飘”，那是他的乡愁。这些词不指向同一个“我们”，它们各自为政。
三百年暗语史最讽刺的遗产是：这些词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可见性。 外人看到“相公”“兔子”“飘飘”“玻璃”“同志”这些词，会以为有一种连续的、可辨识的存在。但词的背后，从来不是一种共同的存在，而是无数散落的个体——各自过各自的，互相不认识，从未聚集过，从来不觉得彼此是同类。
词一直在，人一直散着。 每一个新词都像一张网，从上方撒下来，试图把他们拢在一起。但网落下的时候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他们不是一群人，从来不是，大概以后也不会是。而词会继续造下去。每一个新词都会让某些人觉得“终于有了一个名字”，也会让另一些人觉得“这个词说的不是我”。命名不会完成。它从来就没有完成过。
局限与诚实声明
本文是一篇带研究底子的文化分析，不是学术论文。它的材料来源包括清代文献（《燕兰小谱》《金台残泪记》《子不语》《品花宝鉴》）、现代学术研究（张北川、李银河、魏伟、何东平、刘达临）和方言志 / 民俗记录。
需要诚实交代的局限：
一、地域偏差。 本文的材料集中于北京（相公）、川渝（飘飘）、台湾（玻璃）和福建（兔儿神），对广东、上海、西北、东北等地的同性暗语几乎未涉及。这不意味着那些地方没有自己的词——只是作者目前没有找到可靠的文献来源。
二、性别偏差。 本文处理的几乎全部是男性之间的暗语。女性同性关系的命名史——“磨镜”“对食”“对儿”“拉拉”——是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，材料更稀缺，研究更少，本文无力兼顾。
三、词源信度参差。 “相公 = 像姑谐音”来自潘光旦的考证，信度较高。“兔子”的语义漂移链（望月而孕 → 妓女 → 男妓）是推论，中间环节证据断裂。“玻璃”的来源有多种说法，本文采信了“身体隐喻 / 视觉隐喻”说，但无法完全排除其他可能。引用时已尽量标注信度等级。
四、《沧海拾遗》的处理。 这部书被当作“兔儿爷”一词的最早出处在网上流传，但它不见于任何古籍数据库，文体高度疑似当代伪托。本文不采信为古代文献，仅作为民间传说处理。
五、张北川引文。 “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一群人”这句话的原始出处，笔者尚未找到张北川著作中的精确页码。此引文经多个二手来源转引，措辞一致，但严谨起见，建议读者自行核实。
参考文献
- 吴长元《燕兰小谱》（乾隆五十年 / 1785，现存最早刻本为乾隆乙巳冬刻本）
- 华胥大夫《金台残泪记》（道光八年 / 1828）
- 陈森《品花宝鉴》（1849）
- 袁枚《子不语》（乾隆年间），卷十九“兔儿神”条
- 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（光绪年间），“兔儿爷摊子”条
- 刘达临、鲁龙光主编《中国同性恋研究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05 年 1 月
- 张北川《同性爱》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4
- 李银河、王小波《他们的世界》，1992
- 魏伟《公开：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12
- 魏伟《酷读中国社会：城市空间、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
- 魏伟《城里的“飘飘”：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》，《社会》2007 年第 1 期
- 魏伟，一席演讲《摩登家庭》，2020
- 何东平《中国同性恋人权保障研究》，2012（含 1912 年相公禁令原始档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