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名考·考据附篇（案发现场）
前面的篇目给的是结论，这一篇给的是证据和做法：同一件公元前 574 年的事，五本书五种写法，以及被改动的那三个字。可与互动版《范畴的消长》对照着看。
公元前 574 年，晋国国君从鄢陵战场上回来。
这一仗他打赢了。打赢之后他想办一件事：把朝里那几个大族清掉，换自己人上。《左传》记这件事，落下来七个字——“晉厲公侈。多外嬖”。
四百多年后，《史记》写到同一年、同一个人、同一件事，那句话变成了“厲公多外嬖姬”。
多了一个字。
就这一个姬字，胥童从“嬖於厲公”的大夫，变成了“寵姬兄”。
我第一次读到这条异文的时候，以为是抄错了。抄错是最省事的解释，汉字里“臣”和“姬”形近，一笔之差，抄书的人打个盹，就换了性别。但后来我把同一件事在各个本子里搜了一遍，发现事情不是这样——改动是有方向的，而且是成套的。
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“古代有没有同性恋”这个老问题。要讲的是另一个更难的事：当我们翻史书去找某种关系的时候，我们用来找的那个词，可能已经不在了。
一 · 同一件事，五种写法
先把材料摆出来。同一年，同一个晋厉公，同一场清洗，五本书。
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是最早的：
晉厲公侈。多外嬖。反自鄢陵。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。胥童以胥克之廢也。怨郤氏。而嬖於厲公。郤錡奪夷陽五田。五亦嬖於厲公。郤犨與長魚矯爭田。執而梏之。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。既矯。亦嬖於厲公。
三个人，三次“嬖於厲公”：胥童、夷阳五、长鱼矫。都是大夫，都有田产纠纷，都跟郤氏过不去。后面动手的时候，厉公“使清沸魋助之”，长鱼矫提着戈把三郤杀死在朝堂上，尸体摆在朝里示众。再往后，栾书和中行偃被劫持，厉公到匠丽氏家去游玩，被抓住，三个月后杀死。
这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清洗。这三个人的性别在文本里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——他们有田，有父母妻子，被夺田、被械梏，最后带兵杀人。
《国语》是第二家。它自己的正文里没有“外嬖”这两个字，但韦昭的注里引了《左传》，而且引得比我们的引文还全：
厲公侈，多外嬖，反自鄢，欲盡去群大夫，而立其左右，欲以胥童、夷羊五、長魚矯為卿，故殺三郤。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、中行偃，將殺之，公不忍，使復其位。
韦昭直接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出来了，而且说厉公要让他们做“卿”。同一卷另一处，《国语》正文说厉公“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”，韦昭注：“私近，謂嬖臣……婦人，愛妾也。”嬖臣和爱妾，两笔账，分得清清楚楚。
《国语·鲁语上》是第三家——记的是鲁国大夫议论晋国的事，韦昭注：“其君驕而多私”注“多私，多嬖臣也”；“勝敵而歸，必立新家”注“立新家，謂立所幸胥僮之屬為大夫也”。
《吕氏春秋·骄恣》是第四家：
晉厲公侈淫，好聽讒人，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。胥童謂厲公曰：「必先殺三郤。族大多怨，去大族不偪。」
没有“外嬖”两个字，但“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”跟《左传》一字不差，胥童还是胥童，长鱼矫还是长鱼矫。
第五家是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
厲公多外嬖姬，歸，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。寵姬兄曰胥童。
到这里，三个大夫变成了“诸姬兄弟”，胥童变成了“宠姬兄”。
我把这五段并排看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“司马迁手里的本子跟我们不一样”。但《吕氏春秋》比《史记》早得多，它跟《左传》是一致的；《国语》的注家韦昭是三国人，他引的《左传》也是一致的。五家里四家一读，一家不同，而且不同的那家成书最晚。
改动的方向是很明确的：不是加了个“姬”就完事，而是整套换了结构。“多外嬖”变成“多外嬖姬”，“立其左右”变成“立诸姬兄弟”，胥童变成“宠姬兄”。三步，走完一条从“宠臣”到“外戚”的路。
《史记》里还有一处更狠的。燕国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——国君要杀公卿，改立自己人，公卿先动手，国君出奔齐国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写的是：
惠公多寵姬，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，大夫共誅姬宋，惠公懼，奔齊。
四步全改：多宠姬、宠姬宋、诛姬宋。跟晋厉公那条完全同型。
而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记同一件事（前 539 年，燕简公）：
燕簡公多嬖寵，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……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。
“公之外嬖”。四个字，明明白白。
二 · 被改掉的，是一对范畴
如果只是这两条，我大概会把它当成个案。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另外一件事：我把这几个词在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里各数了一遍。
外侧三个词——“外寵”“外嬖”“嬖寵”——在《左传》里一共出现 10 次（2＋5＋3）。在《史记》里一共 1 次：就是被改成“外嬖姬”的那一次。
内侧一个词——“内宠”——在《左传》里 5 次，在《史记》里 9 次。
外侧剩一成，内侧不减反增。
这个对比比任何单条异文都硬：司马迁只清空了“外”那一侧，“内”那一侧不但没动，还变多了。
（这几个数是怎么来的，得说清楚，否则没有意义：《左传》按 15 篇算，《史记》按 130 篇算；“内宠”把繁体“內寵”和简体“内寵”两种写法合并在一起数。另外，我收的这批本子里有重复——同一段文字存了两遍，有的存了五遍（《左传·昭公》两份，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五份），去掉以后才是上面这些数。不去掉的话，每个数都会偏大。）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里，齐桓公那条就是活着的证据：
桓公好內，多內寵，如夫人者六人。
一字未动。
那么“内”和“外”到底在分什么？
《晏子春秋》里有两处，把这对范畴讲得最清楚。卷一，晏子谏齐景公：
故內寵之妾，迫奪于國；外寵之臣，矯奪於鄙；執法之吏，並荷百姓。
卷七，晏子谏景公病：
內寵之妾，肆奪於市；外寵之臣，僣令於鄙。
内宠是妾，在国都；外宠是臣，在鄙野。一个是宫寝之内，一个是朝廷之外。晏子骂的不是他们跟国君睡不睡——他骂的是这两拨人分别在国内和国外抢东西。
晏子的话是春秋晚期的。更早的一处在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，晋国大夫狐突劝太子申生别出战，引了一段老话：
內寵並后，外寵二政，嬖子配適，大都耦國，亂之本也。
内宠跟王后并立，外宠跟正卿分权，庶子跟嫡子匹敌，大城跟国都抗衡——四件并列，统统叫作“乱之本”。
这句话是辛伯谏周桓公时说的，狐突引来劝太子，隔着两百多年。它是两个人嘴里的话，不是史官的断语，所以不能当成《左传》的观点来引。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更值钱：它说明“内宠/外宠”在当时是一组现成的、成对的术语——说话的人不必解释，听的人就懂。
而且这对术语分得很清楚：内宠的对手是王后，外宠的对手是正卿。一个在后宫争位，一个在朝廷分权。 四件事里没有一件跟床笫有关，全是权力怎么分。
还有一处，把这套范畴的用法演示得最直白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，晋献公的骊姬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：
驪姬嬖，欲立其子，賂外嬖梁五，與東關嬖五……
按这套范畴，骊姬是内宠，梁五和东关嬖五是外嬖。内宠出钱，外嬖在朝堂上说话，两个方向一起使劲，把太子挤走。 这就是“乱之本”的实操版——内外两路合流，绕开了整条宗法继承的通道。
这里有一条我自己想了很久才想通的界线：春秋人对“宠”的批评，着力点几乎全在“它绕开了正常的分赃通道”。
宗法制度下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通道是血缘和等级。卿大夫有世袭的田、世袭的位，这些东西君主任意拿不走。而“宠”是一条旁路——君主凭个人喜好把资源直接给一个人，这个人既没有血缘根基，也没有等级资格。所以晏子在谏辞里把它跟“執法之吏”、跟“讒佞”摆在一处骂：他要说的是政治录用制度上破了个洞，不是卧室里的事。
这个洞后来一直没补上，而且越到后面越显眼。
南朝，《宋书》卷七十五记王僧达。他在东宫做太子洗马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叫朱灵宝的军人，等他外放宣城，灵宝已经长大了——接下来这一步是我没料到的：王僧达上报朱灵宝已死，把人寄籍在宣城人左永名下，登记成自己的儿子，改名元序，然后举荐他去做武陵国的典卫令，又补竟陵国的典书令。孝建元年春天，事发，王僧达被禁锢。（《南史》卷二十一也记了这件事，字句略有出入。）
从“喜欢一个人”到“给他一个官”，中间隔着诈报死亡、寄籍、改姓、改名四步。而“事发”两个字最说明问题——这条路是通的，所以才需要查。
北魏走的是另一条路。《魏书》卷八十九《郦道元传》记汝南王元悦“嬖近左右丘念，常与卧起”，紧接着一句：“及选州官，多由于念。” 选派州官多半要经过丘念。郦道元把丘念抓进牢里，元悦请灵太后下敕赦免，郦道元干脆把人杀了，然后上疏弹劾元悦。
唐代有人说得最省字。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七，柳泽上疏给睿宗，里头四个字：“官因寵進。” 同一篇里还有“綱紀亂於寵幸”“寵祿之過，罪之漸也”，还有“塞恩幸之門”——一条门。开了这条门，后果不是风化败坏，是“爵賞有差，刑罰不當”。（需要说明：这是柳泽的话，不是写《旧唐书》的人下的判断。）
五代那一次最直白。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三注补引宋人陶岳《五代史补》：楚王马希萼宠一个小吏谢廷择，此人“本帐下廝养”，原是养马的。每回宴会都叫他坐上位，许多官员反倒坐在下头。于是众怒，众人私下说的是：
此輩舊制有燕會，唯用兵守門，以防他虞，今與我等齊列，何辱之甚耶？
他们愤怒的不是马希萼喜欢谁。是那个人本该守门，现在跟自己平起平坐。
（需要说明：这条要打折用：它不是《旧五代史》正文，是注补里引的宋人笔记，而且整段夹在童谣和谶纬的叙事里。）
四件事，隔了五百年，愤怒的对象始终是同一样东西：位次。
（补一句诚实话：“权力优先”这件事不是我先看出来的。 施晔在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》的结语里就写过：中国古代同性恋者之间“存在着固定、鲜明的权力构架”，男风组合“是男尊女卑现象在男人内部的复制”，是一种“亚异性恋”。她已经说到了。我跟她的差别不在有没有权力，在权力落在哪儿——她说的是性特权，我说的是官爵授予的制度通道：王僧达改的那本户籍，郦道元管的那些州官，柳泽要塞的那扇门。）
《尚书·伊训》里那条常被引用的“比顽童”，也是这个逻辑的更早版本：
敢有侮聖言、逆忠直、遠耆德、比頑童，時謂亂風。
“乱风”，不是“淫风”。淫风那条是“殉于貨色、恆于游畋”——财货和游猎。比顽童跟“侮圣言”“逆忠直”“远耆德”排在一起，是政治性的罪名。（需要说明：今本《尚书》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，这条不能用来证明商代，只能证明作伪者或其所据材料的分类逻辑。）
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是：春秋的“宠”是一个权力空间范畴，不是一个性范畴。 内/外分的是宫寝和朝廷，不是男女。
这句话得跟一种很通行的读法对着看。施晔那本书讲明清隐讳语的时候写过一句：人们常在宠、娼、妓、妾这类字前面加个“外”字或“男”字，“如外寵、男寵、男妾、男娼、男妓等，均指以色事人的男子”。
在她那里，“外宠”就是“男宠”的同义词。我不这么读——她讲的是明清的构词法，我讲的是春秋的范畴。 同一个词，隔着一千多年，可能已经不是同一个词。而这恰恰就是本文要说的那件事本身。
第二个判断更关键：从春秋到西汉，“宠”这个东西家族化了。
三 · 司马迁自己写了说明书
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里有这么一句，位置在李延年传之后，属于正文而非“太史公曰”：
自是之后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數也。衛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，然頗用材能自進。
这句话我读了很多遍。它说的是：从某个时候起，内宠嬖臣基本上都出自外戚之家了；卫青、霍去病虽然也是靠外戚身份得宠，但他们多少还有点真本事。
这句话的意思不是“汉代没有男宠”。汉代有，而且《史记》自己就写了一篇《佞幸列传》。它的意思是：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，“得宠”这件事已经长在家族里了。
一个宠臣，如果他没有家族、没有外戚身份、光凭君主个人的喜欢爬上来——这种人在西汉的范畴系统里是没有位置的。要么他所属的家族被算进去（变成外戚），要么他就只能被翻译成别的东西。
晋厉公那三个大夫就是这种情况。他们是“立其左右”，是君主从身边人里直接提拔的，没有家族根基。春秋的范畴里，这叫“外嬖”；西汉没有这个格子，于是被翻译成“姬”，再由“姬”派生出“姬之兄”，最后落到“外戚”这个熟悉的格子里去。
这是我的解释，不是史书说的。 这一点必须写清楚。而且我现在对它的信心，比两年前刚开始查的时候要低一点，原因在下面。
《史记》里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。同一部书，记同一件事，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前 539 年那一栏写的是：
公欲殺公卿立幸臣，公卿誅幸臣，公恐，出奔齊。
“幸臣”。男性，官员，跟《左传》的“外嬖”是同一类人。而《燕召公世家》写的是“寵姬宋”。
同一部书里，两种读法并存。
这个矛盾把我的解释往下压了一档。如果司马迁是有意识地把“宠臣”翻译成“宠姬”来适配西汉的范畴，他不太可能在年表里留下一个没翻译的版本。更可能的图景是：一部分改动发生在传抄环节（臣、姬形近），一部分发生在编纂环节，而年表和世家依据的源流不同，所以一改一留。
所以我现在的说法是：“有方向的改动”是成立的，“司马迁本人有意改造”则只是可能之一。 我倾向于“传抄讹变打底，编纂时的范畴适配推了一把”，但我拿不出证据把这两者分开。
顺带说一句学术上的诚实话：2026 年《中国史研究》第 1 期有靳宝的一篇《〈史记·佞幸列传〉的编纂旨趣及思想背景》，问的正是“司马迁为什么给佞幸立传”。他走的是思想史路径——士不遇、“善仕不如遇合”，跟我的问题不是一回事，交集很窄。但有一处是真的撞上了：他也引“衛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，然頗用材能自進”这句，读作“例外对比”——意思是汉代佞幸多为外戚，卫霍是其中靠才能自进的例外。我把它读作“宠幸范畴的外戚化”。
两种读法可以同时成立，但它们推出的结论不同。 我把这一处并排放着，不假装只有一种。
四 · 七百年前，已经有人看出来了
这一节我原本不想写。
因为我一度以为“《史记》年表作幸臣、世家作宠姬”这个矛盾是我发现的。后来翻吴师道（元）《战国策校注》，看到他在《燕策一》的注里写：
史年表，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，公卿誅幸臣，公恐，出奔齊。
他把年表的“幸臣”和世家的“宠姬宋”并置了，用来讨论燕事的年代。
七百年前。
这不是孤例。我这一路查下来，发现“这件事被人发现过又被忘掉”是一种常态：
- 潘光旦 1946 年译注霭理士《性心理学》时，附录里做了《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》，比我们早八十年。
- 张在舟 2001 年出《暧昧的历程：中国古代同性恋史》，七百多页，从先秦做到明清，而且做了可信度分级。系统的梳理早就有人做完了。
- 谢肇淛（明）《五杂俎》卷八有一段，我第一次读到时笑出声来——他一个人在三百年前就把我要做的事做了一遍，而且做得很整齐。原文抄在第七节。
所以我在这里把话说死：我们这个系列不主张任何题材上的首创。 一部二十四史摆在那里，前贤翻了六百年，不可能只剩下我们没看见的东西。
我们能主张的只有一样东西：做法。
这话听着像是退让，其实不是。一个人的眼光会失传，一套做法不会。 吴师道看出来了，可他没写自己是怎么看出来的；于是七百年后，我又从头撞了一遍——而且撞在这上面的，不止我一个。
五 · 词是后来才长出来的
有本事，不等于有那个词。
《艺文类聚》是唐初的类书，卷三十三立了一个门类，名字就叫“寵幸”。唐人编书，专门给“宠幸”开了一目。
更值得看的是这一目在书里的位置：它跟“游侠”同卷、相邻。唐人把“宠幸”和“游侠”摆在一处——都是一种人物类型，不是一种行为。
这一目最后收的是沈约《宋书·恩幸传序论》全文。唐人拿一篇序来给“宠幸”收尾，而这篇序通篇讲的是权力，没有一个字讲性：
既而恩以狎生，信由恩得……賞罰之要，是謂國權，出內王命，由其掌握……人主謂其身卑位薄，以為權不得重，曾不見鼠憑社貴，狐藉虎威。外無逼主之嫌，內有專用之功……服冕乘軒，出乎言笑之下。
“服冕乘轩，出乎言笑之下”——官服和车驾，从说笑之间就出来了。这不正是王僧达和丘念走过的那条路吗。
唐人给“宠幸”这一门收尾，收在权力上。这不是我的推断，是他们的编排。
这一目里收的东西也很值得看：
申侯有宠于楚文王；宋公嬖向魋（向魋想要公子地的白马，景公把马尾巴鬃毛染红送他，公子地发怒派人抢马，向魋害怕要跑，“公閇門而泣之，目盡腫”）；弥子瑕；安陵君缠；龙阳君；汉代的籍孺、闳孺、邓通、董贤（“常晝寢，偏藉上衣袖，上欲起，賢未覺，不欲動賢，乃斷袖而起”）；魏明帝宠曹肇（“寢止恆同……輒入御帳，服之徑出”）；还有一条《俗说》：
桓玄寵丁期。朝賢論事，賓客聚集，恆在背後坐。食畢，便迴盤與之。期雖被寵，而謹約不敢為非。玄臨死之日，期乃以身捍刃。
丁期在桓玄死的那天，用身体挡刀。
这个门后面还跟着诗。阮籍《咏怀》：
昔日繁華子，安陵與龍陽。夭夭桃李華，灼灼有輝光……攜手等歡愛，宿昔同衾裳。
安陵和龙阳，一个是楚国的，一个是魏国的，相差几十年，被阮籍并成了一组。这就是符号诞生的现场：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人，因为被同一类眼光看过，就被装进同一个词里。
还有张翰的《周小史诗》：“翩翩周生，婉孌幼童，年十有五，如日在東。”梁吴筠的《咏少年》收尾一句用了鄂君子皙的典：“願君捧繡被，來就越人宿。”
唐人立目，六朝人写诗，汉代有传。而春秋那三个大夫，一个词都没有——他们只有“嬖”。
“嬖”这个字在春秋不是性范畴，是关系范畴。 它说的是“被君主特别亲近”，不分男女。性意味是后来看的人加的。
再往下走，词就更多了，也更容易错。
说说“相公”。
唐代的“相公”是宰相。到了清代，“相公”在京城指的是男伶。这条链子要拉完整才看得清：宋人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说“丞相称相公，自魏已然矣”——宰相的敬称；后来泛指官吏，《水浒传》里老百姓管县令叫相公；再往后，妻子称丈夫、世人叫读书人，也都能用。到清季，它被专门用于地位卑下的男优，官场和文人开始以被人叫作相公为耻。乾隆中叶以后进一步变成陪酒接客的伶旦专称，于是有人嫌不雅，改写成“像姑”。
潘光旦译注霭理士《性心理学》的时候，把这三步写得很清楚：「‘相公’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，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的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。再后，好事者认为’相公’之名不雅，又改为’象姑’，声音相近，而义则更切。」
一个宰相的敬称，一步步走到需要改字避讳。
《清稗类钞·优伶类》有一条，清人自己把这个转变解释了：
都人稱雛伶為像姑，實即相公二字，或以其同於仕宦之稱謂，故以像姑二字別之，望文知義，亦頗近理，而實非本字本音也。
意思是：北京人管小伶人叫“像姑”，其实就是“相公”两个字；大概因为“相公”同时也是当官人的称呼，容易混，就用“像姑”两个字区分开——听着挺有道理，但其实既不是本字，也不是本音。
同一部书另一处说得干脆：“像姑為相公之音轉，即伶人也。”
清人自己知道这是个讹变。 而这件事的意义在于：如果你拿“相公”这个词去唐代的文章里找男色材料，你会撞上满坑满谷的宰相。
我这一路找错的东西，比留下来的真材料多得多。记三笔：
一、《清史稿》里“龍陽”出现 32 次，全部是地名。 湖南龙阳县、龙阳山、龙阳驿。32 条，一条可用的都没有。
二、《经律异相》里“面首”出现 4 次，全是“脸面”的意思，跟山阴公主那三十个人毫无关系。
三、最典型的一条：我在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三里搜“相公”，搜到 1 处，以为找到了唐代的男色材料。打开一看——“丞相公孫賀”。是“丞相”的相，加“公孙”的公。电脑不会告诉你这两个字根本不是一个词。
搜到的次数不等于能用的证据。 这是我在这个项目里学到的最贵的一条。每一个词都要回到原文里去看它周围站的是谁，否则你数出来的不是史料，是幻觉。
六 · 沈约的那句话
现在说一条很不一样的材料。
前面所有的材料，都是别人在说某个人。这一条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自己。
沈约，南朝人，《宋书》的作者。他在《忏悔文》里列自己的罪过，中间有一句：
又追尋少年，血氣方壯，習累所纏，事難排壑。淇水上宮，誠無雲幾；分桃斷袖，亦足稱多。
原文在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。（我一度记成卷二十七，是错的。）
“淇水上宫”是《诗经·鄘风·桑中》的典——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”，男女相约的地方。“分桃”是弥子瑕，“断袖”是董贤。
沈约把它们并成一组，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对比：前面那类事，“诚无云几”——实在没几次；后面这类，“亦足称多”——也算够多的了。
一个南朝的士大夫，五世纪的人，在佛前清点自己年轻时的账，说男色的次数比女色多。
这条材料在这个系列里是唯一的：不是史官记别人，不是注家猜别人，是当事人自己写的。
但我要把它的问题也摆出来。 忏悔文是一种“数罪”的文体，它的目的是把罪过列得充分、列得痛切，修辞上有向多里说的倾向。一个在佛前忏悔的人，不大可能写“其实也不算太多”。所以“亦足称多”这四个字，我只能读作沈约觉得这么说在文体和事实两方面都站得住，不能当成一句实数来用。
即便如此，这句话仍然是我读过的最接近当事人声音的东西。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：在南朝，一个士大夫可以公开地把这两类经验放在同一句话里比较，而且不需要解释任何一个字——因为读的人都知道分桃和断袖指什么。
典故成立的前提，是读者共享一个范畴。 沈约没有解释，说明那个范畴在他那个圈子里是活的。
七 · 明朝人已经把这件事想明白了
万历年间，沈德符写《万历野获编》，卷二十四“风俗”门里有一节，题目叫“男色之靡”。开头是这样的：
宇內男色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。按院之身辭閨閣，闍黎之律禁奸通，塾師之客羈館舍，皆係托物比興，見景生情，理勢所不免。又罪囚久係狴犴，稍給朝夕者，必求一人作偶，亦有同類為之講好，送入臨房，與偕臥起。其有他淫者，致相毆訐告，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。
巡按御史出巡不能带家眷，和尚戒色，私塾先生长年寄居别人家——沈德符说，这几类人的男色是“理势所不免”，是环境逼出来的。然后他写监狱：长期关押的囚犯，只要能吃饱，就会找一个伴，还有人当介绍，送进牢房一起住。如果其中有人另找别人，会打架、会告状，狱官还要给他们断是非。
最后这一句是我在这批材料里最意外的一句。监狱里面的同性关系闹到打官司，而管监狱的官居然受理，还判曲直。这不是默认，这是制度层面上被当回事。
二十世纪的社会学给这类现象起过一个名字，叫“情境性同性行为”，说的是在没有异性可选的环境里发生的关系。沈德符不知道这个词，但他把“出于不得已者数家”分门别类列了出来。
他记的另一种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补遗三“风俗”门里的“契兄弟”：
閩人酷重男色，無論貴賤妍媸，各以其類相結，長者為契兄，少者為契弟。其兄入弟家，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，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，俱取辦於契兄。其相愛者，年過而立，尚寢處如伉儷，至有他淫而告訐者，名曰㚻奸。㚻字不見韻書，蓋閩人所自撰。
弟弟的父母像待女婿一样待契兄；弟弟以后谋生和娶妻的费用，全部由契兄承担；三十多岁了还像夫妻一样同住；有人出轨要告官，罪名有个专门的名字叫“㚻奸”，这个“㚻”字是福建人自己造的。
父母接纳、财产义务、通奸罪名、专门造字。 这四样凑在一起，说明它在当地已经不是“风气”，是制度。
（需要说明：补一句：沈德符说“㚻字不见韵书”，指的是明代的韵书不收这个字，《康熙字典》《汉语大字典》后来是收的。我第一稿写成“字书里查不到”，是错的。）
谢肇淛比沈德符更往前一步。他在《五杂俎》卷八写了一段，是整个项目里我看到的最完整的一段“通史”：
男色之興，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，則知上古已然矣。安陵龍陽，見於傳冊，佞幸之篇，史不絕書，至晉而大盛，世說之所稱述，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鑒矣。史謂咸寧、太康之後，男寵大興，甚於女色，士大夫莫不尚之，海內倣俲，至於夫婦離絕，動生怨曠。沈約懺悔文謂：「淇水上宮，誠云無幾；分桃斷袖，亦足稱多。」吁，可怪也！宋人道學，此風似少衰止，今復稍雄張矣，大率東南人較西北……
起点（《尚书·伊训》）、罗列（安陵、龙阳、历代佞幸传）、高峰（晋，咸宁太康年间）、成因（士大夫尚之，海内仿效）、衰止（宋人道学）、复兴（明代）——六个环节，一个不缺。三百多年前的一个明朝人，把我要做的事做了一遍。 而且他还引了沈约那句话——他跟我读到的是同一句。
他还不止于此。同一卷后面，他给过一个成因，是经济学的：
衣冠格於文罔，龍陽之禁，寬於狹邪；士庶困於阿堵，斷袖之費，殺於纏頭。……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。
两条：禁令比狎妓宽，花费比狎妓少。 所以他说明代男宠一天比一天盛。同一卷他还有一句：京师的小唱“专供缙绅酒席，盖官伎既禁，不得不用之耳”——官妓禁了，就拿这个顶上。
他把这件事当成制度的结果来算，不当成道德问题来骂。
（顺带留一条法律上的线索：《石点头》卷十四列了明代各地对这件事的乡语，末了一句说“大明律上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”。这是小说里的话，《大明律》原文我还没核到，先记着，不算数。）
但这里有个陷阱，我必须自己指出来：《晋书·五行志》那句“咸寧、太康之後，男寵大興，甚於女色”，谢肇淛是拿来当社会实况用的。可它在原文里是一套解释灾祸的说法里的一环——那一段在讲“人痾”（人体怪异现象）是怎么来的，男宠大兴是其中的一条原因，引出“夫妇离绝”这样的乱象，最后指向亡国之兆。
志书里那句话是用来解释灾祸的，不是用来记风俗的。 想拿它去量风气，等于把灾异当实数。
这一条谢肇淛没看出来。可我要说句更诚实的话：沈德符看出来了，只是没当回事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八“人痾”条，他抄完晋惠帝年间那个两性人的记载，接着写：
……而性尤淫。解者以為男寵大興之徵，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。
“解者以为”——解释的人把它当作征兆。 他知道这句话是解释，不是统计，只是顺手用了它。所以我比谢肇淛多知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：《五行志》到底是个什么文体。不是因为我比他聪明。
同一个明朝，也有人在往反方向使劲。这件事值得单说一段。
韩子高，《陈书》卷二十有传。先记一笔：《陈书》原文作“韩”，不是“陈”。 唐代陆龟蒙的《小名录》里已经写作“陈子高”，什么时候改的、为什么改，没人说得清——施晔推测是“后人误以其姓陈”，并注明“不得而知”。后世的王世贞、王骥德、冯梦龙，一律叫他陈子高。
《陈书》里的韩子高是个将军。十六岁遇见后来的陈文帝，跟着打仗，平杜龛、征留异、夺晋安，一路升到右将军；文帝病重，他“入侍医药，衣不解带”；文帝一死，新主忌他兵权太重，有人告他谋反，赐死，三十岁。
施晔对《陈书》的定性下得很准：《陈书》“将韩子高作为一个重臣而不是佞臣列传”；他的升迁“并不是靠他的色相，而是凭借他稳扎稳打、卓越超群的累累战功”。
而我在《陈书》里更在意的是另一句：韩子高的父亲延庆，“因子高之寵，官至给事中、山阴令”。
宠→官这条路，走的不是韩子高本人，是他父亲。 子高自己靠军功往上走，他父亲靠儿子得宠。这条旁路的形状，在这里看得最清楚——它甚至不需要本人出面。
到了明代，王世贞编《艳异编》，卷三十一专门开了一门，叫“男宠部”，收了十九个隋唐以前的男宠故事，陈子高是其中一个。这是明人的分类行为，跟唐人在《艺文类聚》里立“宠幸”门是一回事。
然后他把《陈书》改成了什么样。施晔有一段话，我读到的时候把书合上了一会儿：
為了坐實子高是陳蒨男寵這一論點，王世貞從《陳書》中的「寵愛」兩字出發，衍生出香艷的性描写，「蒨頗偉於器。既乍幸，子高不勝，齧被，被盡裂。」區區十七個字。
《陈书》里只有“文帝甚宠爱之”这么一句（需要说明：《南史》作“文帝甚爱之”，少一个“宠”字）。王世贞从这四个字里，读出了十七个字的性描写。
从“宠”到“性”，这一步是明人走的。不是《陈书》写的。
再往后，王骥德的杂剧《男王后》把韩子高彻底改成女人：自请改妆、立为正宫、又与公主私通，最后大团圆收场。施晔把这个演变概括为三级——《陈书》的铮铮美少年，《艳异编》的柔曼小男宠，《男王后》的狐媚妖龙阳。
一个人的形象在一千年里被改写三次，每一次改写都往当时的格子里靠。
最后说纪昀。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二十二有一大段，纪昀在骂一类人：
又有依傍史文，穿鑿鍛鍊。如《漢書·賈誼傳》有太守吳公愛幸之之語，《駢語雕龍》遂列長沙於孌童類中，注曰：「大儒為龍陽。」……後儒拘泥「私」字，雖朱子亦有「卻是大惡」之言。如是者亦不一而足。學者當考校真妄，均不可炫博矜奇，遽執為談柄也。
明人编的类书《骈语雕龙》，因为《汉书·贾谊传》里有一句“太守吴公爱幸之”（河南郡守吴公赏识贾谊），就把贾谊列进了“娈童类”，批注“大儒为龙阳”。纪昀当场拆穿：这叫“依傍史文，穿凿锻炼”，这叫“炫博矜奇”。
“爱幸”在汉代是一个通用的政治恩宠词，到了明人的类书里被读成了性关系，然后被编进了一个按性倾向分类的目录。
这段话我在电脑前读了两遍。
纪昀骂的这件事，跟我在这篇文章里做的事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他骂的是把一个时代的范畴强加给另一个时代；我做的，是试图把被强加的范畴拆下来，看看底下原来是什么。
清人已经意识到文本会被后人按自己的范畴重写。这不是我的推断，是纪昀说的。
而且纪昀还不止于此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二，他在追“娈童”这个词最早能追到哪儿：
雜說稱孌童始黃帝……殆出依托。比頑童始見《商書》，然出梅賾偽古文，亦不足據。《逸周書》稱：「美男破老。」殆指是乎？
说娈童起于黄帝，是靠不住的依托；《商书》里的“比顽童”虽然最早，可那是梅赜献上来的伪古文，“亦不足据”。于是他往回退一步，退到《逸周书》的“美男破老”，说“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”。
《伊训》是伪古文这件事，乾隆年间的人已经写在笔记里了。 我核到这条的时候心里不太好受——我以为是自己核出来的，其实人家两百多年前就说完了，而且比我多走一步：他顺手把“美男破老”认作这一类的事。（清人朱右曾校释《逸周书》，注得更直接：“美男，外宠。”——“美男”和“外宠”，在清代训诂里是同一个词。）
这不让人沮丧。一个人退一步，另一个人再退一步，退到哪一步算数，是能一代一代往下传的。
顺便说，纪昀写这类事的时候，笔底下是有人的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二记一个娈童：
某公眷一孌童，性柔婉，無市井態，亦無恃寵縱意，忽泣涕數日，目盡腫。怪詰其故，慨然曰：「吾日日薦枕席，殊不自覺。昨寓中某與某童狎，吾穴隙竊窺，醜難言狀，與橫陳之女迥殊。因自思吾一男子，而受污如是，悔不可追，故愧憤欲死耳。」
他天天侍寝，本来不觉得有什么。有一天从门缝里看见别人做同样的事，忽然看清了那是什么样子，“丑难言状，与横陈之女迥殊”——于是明白过来：我一个男人，被人这样糟蹋。 他哭了几天，眼睛肿得睁不开，然后逃走了。纪昀补了一句：有人说他改了名字，读书去了，后来考取了秀才。
纪昀把这个孩子比作《青泥莲花记》里的那些人——那是一部记青楼女子守志事迹的书。
卷十七还有一条，纪昀用《春秋》的“原心”之法判一个案子：青县有人判了死刑，县令好外宠，这人的儿子十四五岁，长得清秀，半路拦住县令自荐，官司就化解了。纪昀说：“實為孌童，人不以孌童賤之，原其心也。” 他确实是做了娈童，但人们不因此轻贱他——因为要究他的本心。
一个乾隆年间的士大夫，为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翻出《春秋》的“原心”之法来替他辩护。
八 · 那些字后来去哪了
回到开头那七个字。
“晉厲公侈。多外嬖。”
我在《史记》里搜“外宠”，结果是 0。搜“外嬖”，1 次，是被改成“外嬖姬”的那次。搜“嬖宠”，0 次。三个词加起来，《左传》里 10 次，《史记》里 1 次。
屏幕上跳出 0 的时候，我有过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你明知道这件事发生过——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，四本书都记了它，连注家都把名字抄全了——但你要找的那个词，在你最想找的那本书里，一次都没有出现。
改的人未必有恶意。他大概只是找不到词了。在他的世界里，“宠”已经长在家族里，得宠的人背后站着一个外戚之家；一个没有家族根基的宠臣，在他的范畴系统里没有位置，只能翻译成他认得的东西。
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：消失的到底是现象，还是范畴？
《史记》里“嬖臣”出现 8 次，散在 7 卷；“宠臣”出现 8 次，散在 6 卷。男宠这件事，司马迁照写，一篇《佞幸列传》写得有声有色。他没写的，是“内宠/外宠”这一对——外侧那三个词在《左传》里 10 次，到他手里只剩 1 次；而内侧的“内宠”，他写了 9 次，比《左传》还多。
范畴的存废，不等于现象的存废。 现象一直在，只是装它的盒子换了一个又一个：春秋叫“外嬖”，汉叫“佞幸”，唐人类书里叫“宠幸”，明清笔记里叫“男色”“契兄弟”“像姑”。
把这几个盒子摊开摆在一起，会发现一件怪事：它们没有一个是为这件事造的。
“相公”是宰相的敬称。“契兄”“契弟”“契父”“契子”是结拜来的契约亲属，本义跟义兄义子一样。“门子”是官署里的差役，一进门站着伺候的那种。“翰林风月”——明代读书人给这件事起的那个总名，用的是翰林院。“外宠”“内宠”分的是宫寝和朝廷。明武宗正德年间，内臣里最受宠狎的那批人有个名号叫“老儿当”，《南园漫录》记京师人的说法：“不计老少，惟宠狎是尊”，谁在这圈子里谁就“势焰可畏”。
全是借来的。借的是权力、官制、亲属这些现成的格子。 好像造词的人手边从来没有一个能装这件事的盒子，只能就近抓一个——而抓到的，总是官爵、辈分、衙门。
而每一次换盒子，都会掉一点东西出来。掉出来的那部分，就是后人以为从来没发生过的部分。
徐珂编《清稗类钞》的时候是民国初年。他在“优伶类”里记下“像姑”这个词，记下北京人怎么把“相公”念成了“像姑”，记下韩家潭的堂名、门口的灯、门房仆人垂手低声的样子。他记的时候，这套东西正在散场——同一条材料的后半段写：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，咸丰时妓风大炽；庚子以后，伶人和妓女开始往来，“妓女若與優伶共宿，則人皆賤之”。
再往后，就是另一套词了。那套词不是从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里长出来的，是从医院、警察局和翻译过来的教科书里进来的——它们一来，就把“嬖”“佞幸”“契兄弟”“像姑”这一整排旧盒子全部收走了。一个时代没收了上一个时代的词，也就顺手没收了那个时代对自己生活的说法。 那一段是另一个故事，得从 1895 年说起。
但那条老路并没有断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里写一个福建巡抚看中一个十三岁的裱糊匠，“留他做了自己的男宠，并抬举他升了个总兵”；旁人的说法是“无奈他的老斗阔，要抬举他做统领，那些兵弁，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”。
宠一个人，然后给他一个官。 这条路从春秋的“立其左右”走下来，经过王僧达改的那本户籍、郦道元管的那些州官、柳泽要塞的那扇门，走到晚清还在走。变的只是官的名字。
这里只留一个画面。徐珂记“像姑”这个词的时候，顺手记下一条规矩：京师的伶人在街上撞见妓女，要屈一条腿行礼，叫一声姑姑，妓女回赠手巾和荷包。庚子以后，伶人再撞见妓女，这条腿就不屈了。
需要诚实交代的局限
一、我把六十六部书、七千多个章节收在一处，一个词一个词地数。用的是网上通行的繁体本子。我在这些本子里找不到，不等于那部书里真的没有——换个本子、换个版本，结果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本文这些数字，只能跟同一批本子里的数字放在一起比。
二、这批文本里有重份：同一段文字被存了两遍，有的存了五遍（《左传·昭公》两份，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五份），是我收书的时候弄重复了。不去掉重份，每个数字都会偏大——比如《左传》的“外嬖”，带着重份数是 8 次，去掉重份是 5 次。本文用的都是去掉重份之后的数。
三、我用的正史本子是只有原文、不带古人注释的那种。注释里的话，在这批文本里一处也找不到。所以本文引到的韦昭注，是另外找来的，不是从这批正史里数出来的。
四、文里有六处是我自己的推断，凡是这样的地方我都写明了“这是我的解释”。其中“西汉的宠幸长到了家族里，于是翻译的时候走了样”这一条，我自己的把握只有中等——《史记》自己就前后不一：年表里写“幸臣”，世家写“宠姬”。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是抄书的人抄错了，不全是编书的人改的。
五、有三处材料不能用得太满：《尚书·伊训》是东晋梅赜献上来的古文，证明不了商代的事——这一条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二里已经说过（“然出梅赜伪古文，亦不足据”），他还往回退了一步，说《逸周书》的“美男破老”大概才是指这件事，我不是第一个指出来的；《晋书·五行志》那句“男宠大兴”，是解释灾祸用的话，当不得风俗的实数——这一条沈德符自己也写明白了，他引的时候说的是“解者以为男宠大兴之徵”，一个“徵”字；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三立了个“宠幸”门，那是唐朝人的分类，不是春秋人的。另外，闵公二年那句“内宠并后，外宠二政”，是狐突引辛伯劝周桓公的话——那是别人嘴里的话，不是写《左传》的人自己的判断。
六、这个题目不是我第一个做的。潘光旦 1946 年就辑过《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》；张在舟 2001 年出了《暧昧的历程》，七十多万字，从先秦做到明清；吴师道在元代就指出来过《史记》年表和世家的异文；谢肇淛在明朝就把这条线从头捋到了尾。
离得最近的一家是施晔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，六百多页。她第一章的四节——先秦典籍、《史》《汉》的大汉男风、魏晋南北朝史籍、隋唐五代宋金元——跟我这篇文章的论证区几乎一节一节对着。她用的材料，从申侯、弥子瑕、安陵、龙阳到韩嫣、董贤、慕容冲、元悦、韩子高、沈约《忏悔文》，我也都在用。
有几处我们的读法不一样，都写在正文里了：她把“男宠大兴”当作晋代风气的高潮期证据，我把它当作灾异解释的一环；她说“外宠”“均指以色事人的男子”，我说它是权力空间范畴；她读《艺文类聚》“宠幸”门，读到的是“亡国”这个道德结论，我读到的是唐人把它跟“游侠”并列、又用一篇通篇讲权力的序论给它收尾；她把沈约《塘上行》的“复悦繁华童”当作沈约双性恋倾向的证据，而那是一首拟乐府、代言体，说话的人不是沈约——沈约真正用第一人称说话的地方只有《忏悔文》。她的结语里也已经写了“权力构架”“性特权”“亚异性恋”，所以权力这个角度不是我先看出来的，我跟她的差别只在落点：她说性特权，我说官爵授予的制度通道。
我能主张的不是发现了什么，是我怎么做的：一部书从头到尾数一遍，几部书对着看；每条推断都写明我有多大把握、什么情况下我会认错；找错的东西也一并记下来；我用了哪几个词去找、收了多少文本、去掉了多少重份，也都写出来——谁要查，可以照着做一遍，做出不一样的结果来跟我吵。
（顺带说一句：她自己也做过统计——以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里的明清通俗小说为对象，涉及同性恋现象的 66 种，写男风的 62 种，占 93%。这个数字我信。但它少了三样东西：她没写用哪几个词判定“涉及同性恋”，没写去掉了哪些重复，也没写这个数字在什么情况下会变。这三样，正是我这一路摔的跟头。）
参考文献
- 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
- 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
- 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
- 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
- 《国语·晋语六》（韦昭注）
- 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（韦昭注）
- 《吕氏春秋》卷二十《骄恣》
- 《晏子春秋》卷一、卷七
- 《史记》卷〇三九《晋世家》、卷〇三四《燕召公世家》、卷〇一四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、卷一二五《佞幸列传》、卷〇三二《齐太公世家》、卷〇五九《五宗世家》
- 《汉书·贾谊传》
- 《晋书·五行志》
- 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三《人部十七·宠幸》
- 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八《忏悔文》（沈约）
- 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八（明）
-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四《风俗·男色之靡》、补遗三《风俗·契兄弟》（明）
- 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二、卷十七、卷二十二（清）
- 徐珂《清稗类钞·优伶类》“像姑”条、“京师之伶不敢谒妓”条（民国）
- 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》（元）
- 潘光旦译注，霭理士《性心理学》附录《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》（1946）
- 张在舟《暧昧的历程：中国古代同性恋史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
- 靳宝《〈史记·佞幸列传〉的编纂旨趣及思想背景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26 年第 1 期，页 53–74
- 施晔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
- 《宋书》卷七十五《王僧达传》；《南史》卷二十一（二源）
- 《魏书》卷八十九《郦道元传》、卷二十二《汝南王悦传》
- 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七《柳泽传》（柳泽上睿宗疏，属正文内引语）
- 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三三注补引陶岳《五代史补》（宋）
- 《陈书》卷二十《韩子高传》；《南史》卷六十一（异文）；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四五、卷三七九（宋类书引）
- 陆龟蒙《小名录》（唐）；王世贞《艳异编》卷三十一“男宠部”（明）；王骥德《男王后》（明）
- 张志淳《南园漫录》卷十“老儿当”（明）
- 天然痴叟《石点头》卷十四《潘文子契合鸳鸯冢》（明）
- 吴趼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（清）
- 朱右曾《逸周书集训校释》（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