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名考·第三篇
本文是“无名考”三部曲的第三篇，讲现代词失效。第一篇《今夕何夕》讲古代不需要名字；第二篇《暗语三百年》讲三百年间汉语造过的十几个暗语。三篇合读，是从“无名”到“被命名”再到“命名失败”的完整线索。
立场声明
本文作者不是已婚男同群体的亲历者，也不具备对该群体的道德评价权。作者的个人经验与婚姻无关，不构成论证依据。个人经验的作用类似于社会学研究中的“位置性声明”（positionality statement）：让读者知道写作者站在哪里，从而自行判断视角的偏差。所有事实性论断均来自可查的数据、已发表的研究或可核实的公开讨论。
本文不做道德评判，不骂“骗婚”，不赞美“勇气”，不怜悯“同妻”——这三种立场都是对复杂结构的过度简化。本文承认数据缺口：现有研究集中于大城市、年轻群体、公开身份者，对三十岁以上已婚男男性行为者（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，MSM，下同）这一“沉默的大多数”覆盖不足。本文不是学术论文，是一篇带研究底子的文化分析长文，面向受过教育的中文读者。它不做因果推断，不声称代表性，但坚持每一个数据论断都有出处，每一个分析性判断都不伪装成实证结论。
一条重要的说明：不做道德评判，不等于否认伤害的存在。同妻群体的困境是真实的，已婚男同的隐忍也是真实的。本文拒绝的只是“谁对谁错”的法庭式追问，而不是对这些真实处境的承认。
引言：他们是如何被谈论的
在打开本文之前，你可以先做一个实验：在任何中文搜索引擎里输入“已婚男同”“骗婚”“同妻”这三个词中的任意一个，你会得到几类高度可预测的结果。
第一类是道德审判。“骗婚男”“渣男”“毁掉一个女人的人生”——把已婚男同等同于蓄意作恶者，把婚姻简化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这类话语拥有最多的流量，因为它提供了最清晰的情绪出口：愤怒有了对象。
第二类是受害者叙事。“同妻好惨”“多少同妻在不知情中感染了病毒”——把同妻塑造成纯粹的受害者，把已婚男同塑造成纯粹的加害者。这类话语有真实的同情心，但它把一段复杂的婚姻关系压缩成了“欺骗—受害”的二元剧本。
第三类是公共卫生话语。“已婚MSM是HIV（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，HIV，下同）传播的桥梁”“需要针对MSM人群的干预”——把已婚男同当作一个需要被管控的风险群体。这类话语没有道德判断，但它的关切是防控，不是理解。
第四类是心理学话语。“内化恐同”“少数群体压力”（minority stress，下同）“性别角色冲突”（gender role conflict，下同）——把已婚男同当作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个体。这类话语有善意，但它把结构问题翻译成了个人心理问题。
这四类话语有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在谈论已婚男同，但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让他们自己说话。 他们是谈话的对象，不是谈话的参与者。他们被谴责、被同情、被管理、被治疗，唯独没有被理解。
本文不站在这四类话语的任何一边。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：这些话语之所以全部失效，是因为它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——已婚男同可以被命名、被标签化、被纳入某种既有的分类。但事实上，他们是无法被命名的。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一个被忽视的结构性现象
在关于中国MSM的讨论中，有一个现象的普遍程度远超多数人的直觉：婚姻。
根据一项对2001至2010年间43项中国MSM研究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（Chow et al., 2011），中国MSM中约17%目前与女性处于婚姻状态，约26.3%在近六个月内与女性发生过性行为。作为对比，西方国家MSM的已婚比例仅为3%至5%。另一项在辽宁省四城市对807名MSM的抽样调查（Yang et al., 2020）显示，年龄分层极为清晰：30至39岁群体中35.3%已婚，40岁以上群体中75.8%已婚。某些估计认为，多达80%的中国MSM最终会在一生中进入异性婚姻（Chow et al., 2013）。
这不是一个小众现象。它是中国三十岁以上MSM群体中结构性存在的生存模式。40岁以上群体中四分之三已婚——这意味着，在中国，一个四十岁以上的男同性恋者，最可能的人生状态不是“公开身份”（coming out，下同），而是“已婚、有孩子、父母满意、邻居看不出任何异样”。
然而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学术文献和公共讨论，会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：关于这个群体的系统性研究几乎为零。没有全国性统计，没有大规模婚姻状态调查，没有可供引用的基线数据。我们对其婚姻决策、身份管理、日常策略的了解，主要依赖公共卫生调查中的侧面触及、少量定性访谈，以及社区内部的非正式讨论。
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：他们是中国MSM群体中的绝对主流，却是公共话语中的完全缺席者。
二、核心论点：无法被命名，无法被标签化，不能被污名化
2.1 无法被命名
给一个事物命名，是理解它的第一步，也是控制它的第一步。在中文语境中，已婚男同面临的问题首先是：没有词语可以准确指向他们。
“同性恋”不对。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不限于同性关系，他们过着完整的异性恋生活——有妻子、有孩子、有婚姻。说一个“同性恋”已婚，等于说一个素食者每天吃肉，这个词与他的生活事实直接冲突。
“双性恋”不对。“双性恋”（bisexuality，下同）预设了一种稳定的、内化的身份认同：一个人同时对男性和女性产生吸引，并且这种吸引是他的自我认知的一部分。但中国已婚MSM的经验往往不符合这个模型。Song et al. (2022) 在对13名已婚“同志”的生命历程研究中发现，许多人在婚前并未发展出明确的性取向认同——“我不知道我是同志”（“I did not know I was gay”）是反复出现的主题。他们的同性吸引与异性婚姻之间的关系，不是“两种吸引并存”，而是一种吸引被另一种社会结构所容纳。用“双性恋”来命名，是用一个西方心理学分类框套一个中国本土经验。
“骗婚者”更不对。这是最普遍的道德标签，预设了明确的欺骗意图和明确的受害者。但现有研究揭示的婚姻动机远比这复杂：孝道压力、社会规范遵从（norm conformity，下同）、身份混淆、情感需求——这些动机不是“好”或“坏”的，而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结构化选择。
他们是无法被命名的。 这让人联想到《今夕何夕》的核心论点：古代中国没有“同性恋”这一概念，因为古人的分类体系关注的是行为（“断袖”“分桃”）而非身份。两千年后的今天，当“同性恋”作为一个身份标签已经存在，中国已婚MSM仍然无法被这个标签捕获——他们的身份状态游离于所有可用分类之外。
2.2 无法被标签化
“命名”和“标签化”不是一回事。命名是对一个事物的指认，标签化是对一个人的归类。中国已婚MSM面临的第二层困境是：所有可用的标签，都预设了一种他们不具备的生活状态。
“隐藏的同性恋”预设了一个“真实身份”被“虚假身份”掩盖。但对于三十岁以上的中国MSM而言，“丈夫”和“父亲”不是面具，而是真实的、日常的角色。他们在婚姻中履行经济供养、子女抚养、亲属往来等具体义务，这些行为不是“表演”，而是生活本身。把婚姻描述为“隐藏”，等于否认了这些行为的真实性。
“同妻受害者”的标签预设了一个简单的“欺骗—受害”结构。但同妻的处境远比这复杂：经济依赖、子女抚养权、离婚后的社会污名、家庭网络的压力——这些结构性因素让“离开”不像旁观者想象的那么容易。把同妻统一标签化为“受害者”，和把已婚男同统一标签化为“骗婚者”一样，都是对社会复杂性的过度简化。
“出柜”（coming out，下同）的标签预设了一个“ closet（柜）”的存在——一个可以被打开的门，一个可以被公开的秘密。但中国已婚MSM的问题不是“敢不敢打开柜门”，而是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可以被“柜”所容纳的空间里。他们的身份不是“隐藏”的，而是“被安放”的：他们被安放在丈夫、父亲、儿子的位置上，这些位置是社会结构的默认设置，不需要打开，也不需要关闭。
2.3 不能被污名化
这是本文最具争议性的论点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层。
正因为无法被标签化，他们也无法被污名化。 污名化需要一个清晰的标签：“你是X，所以你是坏的。” 但当一个人无法被归入任何可用类别时，污名就找不到抓手。你不能骂一个“无法被命名”的人是“变态”，因为“变态”这个词本身预设了一个“正常”的参照系，而这个参照系对已婚男同来说同样不适用——他们在社会功能上完全符合“正常”的标准：结婚、生子、养家、孝顺父母。
但这是一种悖论性的保护。他们不被污名化，不是因为他们被接受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被看见。在一个“看见即标签化、标签化即污名化”的社会逻辑中，不被看见反而成了一种防御机制。但这种防御是有代价的：
- 你无法被保护，因为没有你的类别；
- 你无法被承认，因为没有你的位置；
- 你无法被讨论，因为没有你的名字；
- 你无法被服务，因为没有你的需求档案。
不能被污名化，同时意味着不能被承认。 这是硬币的两面。你无法因为“不是同性恋”而被歧视，但你也无法因为“是同性恋”而争取权利。你不是任何一类人——所以你不是任何人。
三、数据基础：规模、年龄与区域差异
3.1 全国数据：目前最完整的量化描述
关于中国MSM婚姻状态，目前最系统的量化数据来自两项大规模研究：
第一项：Chow et al. (2011) 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，纳入2001至2010年间43项中国MSM研究（11篇英文，32篇中文）。核心发现如下：
- 约17.0%（95%置信区间：15.1%-19.1%）的MSM目前与女性已婚；
- 约26.3%（95%置信区间：23.6%-29.1%）在近六个月内与女性发生过性行为；
- 与女性伴侣最近一次性行为的安全套使用率仅为41.4%；近六个月持续使用率仅为25.6%。
第二项：Yang et al. (2020) 在辽宁省沈阳、大连、鞍山、抚顺四城市对807名MSM的抽样调查（2012年数据），采用应答者驱动抽样（Respondent-driven sampling, RDS）方法。核心发现如下：
- 13.4%目前与女性已婚，4.5%已离婚；
- 年龄分层：30至39岁已婚率为35.3%，40岁以上为75.8%；
- 已婚MSM的抑郁自评量表（SDS）得分最高（50.0±10.9），焦虑自评量表（SAS）得分最低（38.7±12.1）；离婚MSM的焦虑得分最高（44.4±9.6），社会支持得分最低（30.8±8.1）。
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结构性差异：中国MSM的异性婚姻发生率，远高于西方国家。而且，年龄越大，已婚比例越高——婚姻不是随年龄增长而“减弱”的，而是随年龄增长而“固化”的。
3.2 同妻规模：被同时忽略的另一半
在讨论已婚MSM时，一个无法回避的变量是他们的异性配偶——中文语境中称为“同妻”（tongqi，下同）。
Chow et al. (2013) 估计，基于3.1至6.3百万中国MSM的推算，同妻人口约为50万至110万。考虑到80%以上的中国MSM最终进入异性婚姻，实际同妻人口可能达到250万至500万。该研究指出，88.8%的已婚MSM不愿向妻子披露自己的同性行为史。另一项研究（PMC 4893787）发现，即使在已披露的案例中，多数同妻因婚姻承诺、经济依赖、子女抚养权担忧和心理压力等原因，仍不愿选择离婚。
本文不展开讨论同妻问题，但需指出：任何关于已婚MSM的分析，如果不考虑其配偶的处境，都是不完整的。本文将同妻视为婚姻结构中的一个必要变量，而非独立的道德议题。
四、婚姻作为“策略”而非“压迫”
现有文献倾向于把婚姻描述为“社会压迫的结果”——一种被动的、被迫的服从。但从被研究者自身的视角，婚姻更像是多种约束条件下的主动管理策略。
4.1 婚姻的“双刃剑”效应
Yang et al. (2020) 的研究发现，当前处于婚姻状态的MSM具有最低的焦虑水平（SAS 38.7±12.1），但最高的抑郁水平（SDS 50.0±10.9）。这一发现揭示了婚姻的矛盾性：
- 降低焦虑：婚姻满足社会期望、缓冲家庭压力、减少被追问的频次。在一个96.9%的人口认为“同性恋不正常”的社会中（Sun et al., 2020），已婚状态提供了一层“免于被审查”的保护壳。
- 增加抑郁：性别角色冲突、对配偶的内疚感、对被发现持续性的恐惧、在两种身份系统之间切换的消耗。婚姻不是解药，而是另一种压力源。
已离婚的MSM数据更有启示性：他们的焦虑水平最高（SAS 44.4±9.6），社会支持最低（SSRS 30.8±8.1）。这暗示了：离婚不是“解脱”——在一个婚姻仍然是成人社会成员资格核心标志的文化中，离婚意味着双重失败：婚姻失败 + 性取向暴露风险。
4.2 从“压迫”到“管理”
把婚姻重新定义为“身份管理策略”，而不是“压迫的结果”，有几个好处：
- 它避免了对个体的道德评判，而把分析对象转向结构约束；
- 它揭示了行为的理性基础——在特定约束条件下，结婚是一个可理解的、甚至是最优的选择；
- 它为干预提供了更精确的入口——如果问题是“管理困难”而不是“压迫太深”，解决方案就不是“呼吁反抗”，而是“提供管理工具”。
但“策略”一词也有风险：它可能暗示个体是“自由选择”的，忽略了结构约束的不平等。本文使用“策略”时，强调的是结构化约束下的有限选择，而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意志。
五、区域差异：三种不同的“婚姻语法”
现有研究几乎没有系统比较中国不同区域的已婚MSM经验。以下分析基于有限的社会学观察、区域文化研究和社区内部讨论，构成一个分析性框架而非实证结论。需要强调的是：不同区域的差异不是“好”与“坏”的等级排序，而是在同一套异性恋规范（heteronormativity，下同）下的不同地方变体。
5.1 华北/山东：宗族驱动的“传宗接代”语法
在华北平原，尤其是山东、河南等地，宗族传统和“传宗接代”观念仍然是婚姻决策的核心驱动力。这里的婚姻不是个人选择，而是家族义务——一个未婚男性在三十岁后面临的压力，不仅是父母的催促，更是整个宗族网络的审视。
山东农村的“面子”文化尤其典型。一个男性到了适婚年龄不结婚，首先受影响的不是他本人，而是他的父母——“你儿子怎么还没对象？”这个问题在春节拜年、红白喜事、村口闲聊中被反复提起。父母的社交资本直接受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结婚等于“完成程序”：程序完成了，父母的面子保住了，家族的香火延续了，个人的欲望可以被“默许”忽略。
这种语境下的已婚MSM，婚姻是一种制度性掩护。家族关心的不是他“幸不幸福”，而是“有没有后代”。一旦后代有了，他的个人行为被家族关注的程度会显著下降。但这种“下降”是有条件的：他的行为不能挑战家族的公共面子。换言之，他可以“存在”，但不能“被看见”。
5.2 西北：男性气质主导的“阳刚”语法
在西北省份（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），男性气质（masculinity，下同）的展演是社会评价的核心维度。一个男性必须“像个男人”——硬朗、顾家、有担当、能喝酒、不娘娘腔。在这种语境下，婚姻不仅是“传宗接代”，更是男性身份的确认仪式。
西北地区的特殊性在于：“阳刚”文化对男同构成了一种双重挤压。同性吸引本身被视为对“男性气质”的威胁——“喜欢男人”等于“不像男人”。但不结婚同样威胁“男性气质”——“三十多岁还没娶媳妇”等于“不是男人”。已婚男同在这里面临的是一个双重陷阱：结婚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是把一个问题转换成另一个问题。他用婚姻证明了“我是男人”，但他在婚姻中的同性行为一旦被揭露，就会同时摧毁“男性气质”和“丈夫身份”。
西北的酒桌文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量。在西北，酒桌是男性社交的核心场景，“能喝”是“够男人”的可见标志。已婚男同在酒桌上的表演——讲荤段子、夸妻子贤惠、谈孩子成绩——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管理。酒桌不是放松的场所，而是性别展演的剧场。每一次举杯，都是在重申“我是正常的”。
5.3 南方沿海：市场化语境下的“形式婚姻”语法
在长三角、珠三角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，“形式婚姻”（与女同性恋者缔结的协议婚姻）更为常见。这种婚姻的语法不同于华北的“传宗接代”或西北的“阳刚确认”——它是一种市场化策略。双方通过协议明确分工：共同财产、子女抚养（多通过辅助生殖）、社交场合的配偶角色。这种婚姻更接近于一份合同，而不是一种情感绑定。
形式婚姻的存在，说明南方沿海地区的已婚MSM拥有更高的策略灵活性——他们可以把婚姻“外包”给另一个有同样需求的人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个人生活的自主性。但这种灵活性是阶层性的：它要求双方具备足够的经济资源、法律知识和社交网络。基层MSM很难负担这种“策略”。
南方沿海的另一个变量是移民社会的特征。珠三角和长三角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，形成了一个相对流动的、原子化的社会结构。在这种结构中，“家族”和“宗族”的压力被削弱了，但“同龄人比较”和“都市消费文化”的压力增强了。一个在上海工作的三十岁男性，面对的不是“村里人怎么说”，而是“同事都结婚了，我怎么还没结”。这种压力更隐蔽，但也更无处不在。
5.4 关键：不评判，只描述
上述三种“婚姻语法”不是“好”或“坏”的等级排序。华北的宗族压力、西北的男性气质、南方的市场策略——它们都是在同一套异性恋规范下的不同地方变体。一个人出生在山东还是广东，不是他选择的，但他必须在自己的出生地上，用本地可用的语法来管理自己的身份。
本文不做区域优劣的比较，只指出一个基本事实：中国已婚MSM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，他们的婚姻经验被地域文化深刻地差异化。 任何试图用一套统一理论来解释所有已婚男同的做法，都是对复杂性的简化。
六、结论：没有名字的一群人
他们不是“同性恋”——因为他们的行为和身份不限于同性关系。他们不是“异性恋”——因为他们的同性吸引并未消失。他们甚至不是“双性恋”——因为“双性恋”预设了一种稳定的、内化的身份认同，而他们的经验往往是流动的、情境化的、未命名的。
他们是“已婚男同”——但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。“已婚”指向一个异性恋制度，“男同”指向一个同性吸引。这两个词放在一起，语法上就不通顺。
在一个分类即权力的时代，无法被分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困境。你无法被“保护”，因为没有你的类别；你无法被“承认”，因为没有你的位置；你无法被“讨论”，因为没有你的名字。你不存在于任何可用的社会语法中——除了你的家庭档案里的那一行：“已婚，育有一子。”
这就是中国已婚MSM的悖论：他们是中国三十岁以上MSM群体的绝对主流（40岁以上75.8%已婚），但在公共话语中，他们是完全缺席的。没有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社会服务，没有针对他们的公共卫生干预，没有关于他们的系统性研究，甚至没有关于他们的统一名称。
他们不是被压迫的。他们是被忽略的。而忽略，有时候是比压迫更彻底的沉默。
参考文献
[1] Chow, E. P. F., Wilson, D. P., & Zhang, L. (2011). What is the potential for bisexual men in China to act as a bridge of HIV transmission to the female population? Behavioural evidence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-analysis. BMC Infectious Diseases, 11, 242. https://doi.org/10.1186/1471-2334-11-242
[2] Yang, Z., Li, S., Zhang, R., Na, J., Li, Y., Mu, H., Yu, L., Liu, L., Sun, W., Pan, G., & Yan, L. (2020). Current heterosexual marriage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evels of anxiety symptoms among Chines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. BMC Psychiatry, 20, 151. https://doi.org/10.1186/s12888-020-02563-7
[3] Chow, E. P. F., Koo, F. K., & Zhang, L. (2013). Are wives of gay men becoming the next target of HIV infection in China?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, 40(12), 964-965. https://doi.org/10.1097/OLQ.0000000000000050
[4] Song, C., Xie, H., & Alizai, A. (2022). “I did not know I was gay”: sex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fluidity among married tongzhi in China. Culture, Health & Sexuality, 24(12), 1681-1694.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3691058.2021.1996631
[5] Sun, S., Pachankis, J. E., Li, X., & Operario, D. (2020). Addressing minority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(MSM) in China. Current HIV/AIDS Reports, 17, 35–62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1904-019-00479-w
[6] Wang, S., Song, D., Huang, W., He, H., Wang, M., Manning, D., Zaller, N., Zhang, H., & Operario, D. (2015). Heterosexual partnerships and the need for HIV prevention and testing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women in China: A qualitative study.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, 27(2), 126–138. https://doi.org/10.1521/aeap.2015.27.2.126
[7]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. (2013). 2013年太原地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行为特征和HIV/STI感染情况的调查. 疾病监测, 28(8). https://www.jbjc.org/JBJC/html/article_8189.htm
本文底稿完成于2026年8月26日。所有数据论断均标注出处，上架发布时可隐藏脚注，但底稿保留完整引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