鹉鹉

我的NAS里存着三份完全相同的档案。NAS一份，网盘一份，移动硬盘一份。十年了，一份都没丢过，一份都不能丢。丢任何一份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错误。那些档案里面有很多男人，照片、文字、声音、碎片。其中有一张半身照，穿着保安服的正面工作照，没戴眼镜，脸很清楚。

照片上的人叫林子。在土城公园，大家管他叫鹉鹉。

土城公园在中日友好医院北边，沿着绿化带长长的一条。九十年代中期，这个地方是北京出了名的据点。我是大三那年的夏天进去的。擦黑的傍晚，天还没全暗，蝉鸣从树上往下砸，一阵一阵的，混着浇过水的泥土腥气。我骑车瞎溜达进来的。说瞎溜达也不全对——进去没走两步就看出来了，那些男人看人的眼神不对，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的游移。我凭自己的嗅觉判断出来了。把自行车停在坡下锁好，一个人走上了土坡。坡上的林子更密，光线更暗，人影在树与树之间晃动，偶尔有人蹲在路边抽烟，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的。

鹉鹉就是在这片林子里凑上来的。

他三十三四岁，又瘦又小，一米六出头的样子。脸上最醒目的是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子，鼻尖往下弯得厉害，把整张脸拉长了。因为瘦，眼窝深，眼睛就显得特别大，嘴也大，笑起来嘴角往两边扯。他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，镜框几乎占了半张脸。后来有人给他起了外号叫鹉鹉，大鼻子大嘴大眼睛，瘦，整个人像一只站在书上的鸟儿。

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哟～这是哪儿来的小孩儿啊，这么好看呐。”

说完还往我脸上捏了一把。手指凉凉的，骨节突出，捏的力度不轻不重，像捏一个怕碎的东西。我当时愣了一秒，没躲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对一个不认识的学生，上来就捏脸。这个动作太直接了，直接到我还没来得及判断要不要反感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

从那天到我答应给他当朋友，过了大概两个月。

这两个月里他一直撺掇我到园子里来。他在亚运村附近一家国营宾馆当保安，白班夜班倒着上，不上班的时间就泡在土城。我每天下午四点多下课，从花家地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往中日友好医院方向蹬，四十多分钟。中间穿过城中村的泥泞小路，车轱辘陷进泥里要使劲蹬才能拔出来，裤腿上溅了泥点子也顾不上，我也没退缩过，像是也有勇气去见他，有动力。他每次都在园子里等我，看见我来了就迎上来，拉着我的手往林子深处走，一边走一边说话。他的声音尖细，语速快，带着一种急切的、讨好的热情。

他请我吃饭。不是什么大馆子，就是路边的小饭馆。我爱吃土豆丝和溜肥肠，配米饭，有时候就一碗拉面也觉得很好。他每次都逗我笑，各种笑话，有的好笑有的不好笑，不好笑的时候他也自己先嘎嘎笑起来，鹰钩鼻子一抖一抖的，黑框眼镜往下滑，他就用食指往上推一下。他看我的时候眼神是定住的，不飘，就盯着我的脸看，好像怕我跑了。他看我的眼神，那个时候，我认为那就是爱情了吧。

有一次吃饭，他点了一盘溜肥肠，一盘土豆丝，两碗米饭。菜上来了，他把自己碗里的米饭拨了一半到我碗里。我说够了够了，他不听，又夹了一大筷子肥肠放到我碗上面。他自己就着土豆丝吃那半碗饭，吃得很快，嘴嚼得啪啪响。我看着他吃，忽然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种奇怪的安心感。一个小个子的男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，在小饭馆的白炽灯下面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给你。这件事太小了，小到当时我根本没在意。但三十年后我还记得那盏白炽灯的光，在他浓密的眉毛上，在他油亮的鹰钩鼻子上。

我偶尔会管他要三五十块钱的零花钱。买烟抽，买巧克力吃，他从来没给过脸色。他也没给我买过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都是些我需要的、自己买不起的。那个年代我不懂什么叫奢侈品，他大概也不懂。我们之间最贵的东西，除了后来那台游戏机，就是他花两千五给我买的那台摩托罗拉双排汉显寻呼机。华润寻呼台的，别在腰上，沉甸甸的，走路的时候在胯骨上磕来磕去。学校宿舍楼下有个投币式公用电话，在宿管老师值班室窗外。他打过几次，直到我告诉他每次宿管老师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喊我名字，很难受，他就不打了。

我在土城里面走着，身材矮小的鹉鹉在我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，我当时很得意。现在想起来，倒是没有羞愧，只是觉得当年很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有点释然。

我们在土城里过了一年多。这一年多的日子像一条重复的河流——下午我骑车来，他在园子里等我，我们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往林子深处走，找一张没人的石凳子坐下，他说话，我听。他说话的语速永远那么快，好像不赶紧说完我就会消失。有时候他讲笑话，有时候讲他上班的事——谁又跟他换班了，队长又骂谁了——都是些碎碎的事，我记不住，但我记得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头一直在搓裤缝，好像那上面有什么搓不掉的东西。天黑了，我们就出去吃饭，吃完再回园子里坐一会儿。他有时候会从兜里掏出一包烟，自己点一根，给我点一根。我不太会抽，吸一口就呛，他就笑我，笑得嘎嘎的，隔着半个园子都能听见。

冬天的土城很冷。杨树掉光了叶子，林子变得疏朗，人也不如夏天多。我们就不怎么在林子里待了，直接去吃饭，吃完找个便宜的录像厅看港片。他看什么都笑，成龙打人他笑，周润发开枪他也笑，笑得肩膀一抖一振的，连带着旁边座位的我也跟着晃。那时候我从来没觉得这个日子有什么不对。一个三十多岁的保安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大学生，在录像厅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肩膀挨着肩膀，看一部谁也记不住名字的港片。这个画面，在当时看来，就是日常。

后来他带我去过他家，两次。是他三番五次强烈要求，实在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小旅馆了——当时的北京，旅馆无论酒店还是招待所，登记入住只接待外地人，京籍身份证一概拒绝。找一家不那么严格的，真的很难。

他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老式苏式宿舍里，单位分的。三十平米左右，两居室。他和母亲住在一起。

推开门的第一感觉是昏暗。一切都是灰色的，只有客厅里的折叠椅和饭桌有颜色，那种老式家具特有的发黄的漆面。窗户很小，采光很差，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，混着旧棉被和洗不掉的油烟气。没有阳台，只有公共走廊。家具旧，到处乱，也不太卫生。

他的房间六七平米，只能摆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。床单是蓝色格子的。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学生宿舍标配床单，和我宿舍的床单一模一样。我低头看到那个格子的时候，心里吃惊了一下。我们俩，一个二十岁不到，一个三十三岁，睡在同一款床单上。

他主动带我去他妈妈的房间。他妈妈坐在床上，什么也没做。我说了一声阿姨好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算是回应。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我当时没接住——说不上是敌意还是紧张，更像是一种放弃了以后的空洞。她看我的样子，像一个入侵她家的窃贼，随时要报警，但又知道报了也没用。

那天没留宿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
后来他又求了好几次。好言好语的，说了很多次。我都没答应。不是嫌他家条件差。我是真的不敢再面对那个女人的眼睛。我不知道再见她该说什么。我甚至不敢回忆她看我的那个眼神。我们可以找小旅馆，便宜的那种。我不想有人再像那个女人一样盯着我。永远不要。

但有一次实在没找到旅馆。那天已经很晚了，他几乎是哀求的语气。我就去了。

那一晚，他让我躺在靠墙的里面，他在外面。他说怕我掉下来。他用细细的胳膊搂着我，让我枕在他单薄的肩膀上，实际上很硌人，肩胛骨的棱角顶着我的太阳穴，不太舒服。但我知道他拼命想表现他的男子气概，他能照顾我、让我依靠、让我枕着安心睡觉的本事。关了灯之后，他的下巴顶住我的头顶，我能感到他的呼吸一点一点变得均匀，似乎带着一种幸福的节奏睡着了。睡前他就说了一句：“咱俩终于当一回两口子。”

这话我印象很深。不过要是不回忆的话我也想不起来。随后我也睡着了。我是个睡眠很好、要求很低的人，在哪里都能睡着，只是入睡时间长短的问题。

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。像做贼一样，轻手轻脚地从那张单人床上挪下来，怕吵醒他。穿好衣服，推开他房间的门。

客厅光线很暗。两间卧室的门并排，出来就是客厅。我当时距离他妈妈大概一米。她就坐在饭桌旁边的折叠椅上。

光从她后背照过来。那女人像一座雕像，也很像一张剪纸。我是出于礼貌，很努力地看着她的脸，她的眼睛。我说了一句：“阿姨再见。”我看到她花白的头发没梳理整齐，连发卡都没带。眼圈有点黑，眼睛有点红。也许都没洗脸。可能她整晚都一个人不出声地坐在这里，一直就在等这一刻。

她就那么看着我，一言不发。

她没动。嘴唇没动，眼珠子没动，身体轮廓没有一丝一毫的移动。

从那以后，无论林子怎么要求，我坚决没再去过他家。他好言好语地跟我说了几次，我都拒绝了。我们可以找小旅馆，便宜的那种。我不想有人再像那个女人一样盯着我。

买PS游戏机是一九九六年底，冬天。

鼓楼大街是北京传统的游戏机店聚集区，至今仍然是，虽然实体店已经不多了。我们一起去。林子事先去银行取了钱，那个年代没有电子支付，全是绿色的百元票子。他从鼓楼大街的自动提款机上取了二千五，他说他就这么多钱了，都取出来了。

到了店里，他从兜里掏出那沓钞票，蘸着口水一张一张地点，游戏机一千七百五。我站在他旁边，看着他手指上的口水沾在票子上，心里有些嫌弃。跟农民似的，我当时想。

店主当着我们面拆封，把游戏机接到电视机上测试。送了一张游戏盘，我记得是山脊赛车，当年PS首发护航游戏，南梦宫的街机名作移植版，3D效果惊人。我蹲在电视机前面看画面跑起来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亮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林子，站在我身后，他一点游戏也不懂，但看着我兴奋的样子，咧着嘴也笑了很久。

他不在乎游戏机什么样，游戏什么样，他在乎我，那一刻的感觉是真的。

他告诉我这是他三个月的工资，我听到了。但当时来不及对他道谢，来不及想他该怎么面对他妈。全部注意力都在游戏机上。

一九九七年五月，买了游戏机后没几个月，我毕业了。

回家，准备工作。在之前的人才市场招聘会上签下了一个大型国营建筑公司。然后我就在家高高兴兴玩了两个月游戏，没想起林子这个人。七月份返校取毕业证的时候，也没想着见他。也许是故意的，也许不是，我记不清了。

呼机每天响两三次。持续了一个礼拜。每次的留言都是同一句话：请速回电，后面跟着他单位的电话号码，他家没有电话。我在此之前跟他说过了。我说我要毕业，要回门头沟，和他太远了，可能没办法再见面。他是知道的。

我一边看着呼机上的留言，一边内疚。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回去见他，也不知道打电话该说什么。那个年代交通不便，我坐公交地铁去见他，加起来要两个半小时。可是，见了面又能如何呢。坐在土城公园里面聊一会，然后再花两个半小时回家吗。

呼机响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客厅坐着，手里攥着游戏手柄。屏幕上正跑着山脊赛车的弯道，引擎声嗡嗡的。腰上的机器突然震了一下，嗡嗡两声，屏幕亮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——请速回电，后面是那串我已经能背下来的号码。我把机器翻过去，屏幕朝下，扣在沙发垫子上。手柄重新握紧。赛车冲出了弯道。

第二天它又响了。第三天又响了。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号码。每一次我都是看一眼，然后放下。到第四第五天的时候，我甚至不用看就知道是谁。那个号码已经变成了一个声音——不是电话号码的声音，是一个人在电话那头等着的声音。我能想象他站在宾馆前台的公用电话旁边，手指攥着话筒，听筒里传来“已为您转达加急信息”的寻呼小姐甜美声音，然后他挂掉，过一会儿再呼。

一周以后，呼机再没响过。

我再没去过土城，再没见过他。至今没有。

那张照片是他刚认识我不久的时候塞给我的，那时候我还没答应给他当男友。他热情地塞到我手里的，说了一句：“你看着看着就喜欢了。”

他知道我现在不喜欢，知道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。但还是塞给了我，还附了一个愿望，也许看得够久，就会喜欢。

林子现在应该六十多了吧。一个瘦小的老头儿。如果他能看到这篇文章，我想他大概还会像年轻时候那样咧着嘴冲我笑，鹰钩鼻子一抖一抖的，还是那个调子：

“呦～你还记得我啊，这小脸蛋儿还那么嫩呐～”